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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列入新成立的海军编制。同期开工的第三艘“探索级”帆船现在虽然还在船台上，但也已经进入了下水前的准备期，预计下水也就是一周内的事情。如果造船厂的手脚够快，三艘“探索级”同时入列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由于造船厂将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探索级”的建造上，更大的500吨级帆船的建造计划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海运部原本打算能在一月底之前完成设计方案并在船台上铺设龙骨，但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二月中旬才得以完成。两艘新船下水的时候，500吨级的大船还处于组装龙骨的阶段，能够赶在上半年完工就算不错了。
在代表军警部出席了下水仪式的第二天早上，陶东来便乘坐“闪电号”快速帆船悄悄离开了胜利港。他这次秘密出行的方向是广州，而之所以要对这次出行保密，执委会也是考虑到陶东来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海汉首领造访广州这个消息传出去了，难保不会有一些心思叵测的人动了坏心眼。
陶东来这次广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代表执委会对驻外单位进行例行巡视，在目前的驻外单位中，黑土港、涂山半岛据点、驻崖办，陶东来都已经去巡视过工作，就只有驻广办那边还没有去过。二来执委会也需要了解一下驻广办目前进行的金融机构建设工作的具体进展情况——说白了就是代表执委会到地方上核查账目。
施耐德在新年时回胜利港参加完述职总结会之后，回广州时带去了足足十五万两现银和两千两黄金，作为驻广办开展通存通兑业务的启动资金。只要在驻广办办理了这个业务之后，海商们就不用再带着现银往返于胜利港与广州之间，只需有“海汉发展银行”开出的银票，就可以在驻广办或是胜利港的货币兑换中心直接换取足额现银，而且成色十足，无需再担心交易中的折色问题。
有施耐德这个老牌金融诈骗犯在广州坐镇指挥，对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漏洞，执委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施耐德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肯定会比执委会这帮人考虑得更为周全。陶东来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看看具体的运作状况，并听取一下当地使用者的评价。
从胜利港到珠江口的300多海里航程，“闪电号”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完成了。但由于“闪电号”的外形太过惹眼，不适宜出现在广州城外，所以驻广办也早早就安排了船到珠江口外来让陶东来换乘。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陶东来才终于抵达了广州城外的码头。
为了避免引起闲人的注意，驻广办并没有倾巢而出去码头迎接陶东来，只有何夕带着张船匠的小儿子张千智，雇了一顶软轿等在码头上。接到陶东来之后简单寒暄几句，便安排陶东来上轿回驻广办。
当然驻广办内又是另一番气象了，施耐德等人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席，陶东来一进院子就被直接领到了酒桌上。
陶东来看着这一大桌酒菜忍不住打趣道：“你们这个接风宴，超标了啊！别忘了我的任务可是来检查贪腐问题的！”
“陶总，要检查那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检查，超没超标那要看你有没有吃好，你要是觉得这顿没吃好，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超标，大伙儿说是吧？”何夕不由分说便将陶东来按在了主位上。
陶东来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计较驻广办这一顿饭价值多少银子，由于开展各种业务的需要，驻广办的财务自由度一直都相当大，日常千两银子以下的支出都不需要向大本营报备，只需在收支账上做好记录就行了。特别是何夕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多账目都是不适合公开的，相关的记录甚至连驻广办的一部分员工都没有权限调阅。
当晚宴席上陶东来也没有主动提及工作上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酒桌上尽兴而归。
第二天上午，陶东来才在书房中约见了施耐德和何夕，向他们了解驻广办目前的运作状况。
施耐德先递了一本簿子给陶东来：“这是参与通存通兑大明商户的登记资料。截止二月底，福广地区共有十七家商户使用了我们的通存通兑业务，最低交易金额一千两起，最高单笔交易金额七万五千两，是上个月‘福瑞丰’的生意，总交易金额现在已经超过我们当初带来的本金了。”
陶东来一边翻看簿子，一边微微点头。
施耐德继续说道：“按照目前的交易趋势来看，驻广办这边的现银输入量还是远远大于了输出量，这与我们目前保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是基本一致的。现在驻广办还有存银二十二万八千两，黄金有将近四千两。现在我们在驻广办外围接着后罩房的墙又扩建了一个院子，专门用来办理对外的银钱来往业务，等下我带你过去看看。”
陶东来抬起头道：“实际的运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主要还是信用度的问题。”施耐德毫不掩饰地说道：“虽然我们的产品在两广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金融领域，我们海汉这块招牌的信用度显然还远远不够。只有跟我们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商户，才会愿意使用我们开出的银票，而且这些商户出于安全考虑，基本都要求采用记名式银票，因此在市面上也根本不具备流通性。”
“没关系，建立信用，让客户养成习惯，都是需要一段时期来慢慢进行的，这个不用太着急。起码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只要最富最有权势的这批人都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向社会上推广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难度了。”陶东来对于施耐德所说的问题还是给予了鼓励和安慰。
在这个贵金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年代里，想要推行信用货币的难度自然很大，这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也要得到社会大众的逐步认可才行。价值观的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驻广办在大陆也不可能照搬胜利港的经验，直接废止了贵金属货币的流通。至少从通存通兑这个起点来说，以施耐德为首的金融部门所做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这对于来往两地之间的客商具有极高的实用性，而且这批客商与穿越集团接触较多，“海汉”这块招牌在他们心目中的信用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当使用海汉金融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大之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开始逐步推出不记名的代金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当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流通范围都只能是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圈子里而已。
银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宋元明三朝都曾有官方发行的银票，可惜的是官方虽然有发行信用货币的眼光，却没有管理货币的专业人员，最后都因为随意增发而造成纸券价值大跌，最后不得不被官方自行废止。从宋仁宗到清末，前前后后搞了八百多年，最终都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正是施耐德等人下定决心要去改变的目标。
航，列入新成立的海军编制。同期开工的第三艘“探索级”帆船现在虽然还在船台上，但也已经进入了下水前的准备期，预计下水也就是一周内的事情。如果造船厂的手脚够快，三艘“探索级”同时入列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由于造船厂将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探索级”的建造上，更大的500吨级帆船的建造计划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海运部原本打算能在一月底之前完成设计方案并在船台上铺设龙骨，但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二月中旬才得以完成。两艘新船下水的时候，500吨级的大船还处于组装龙骨的阶段，能够赶在上半年完工就算不错了。
在代表军警部出席了下水仪式的第二天早上，陶东来便乘坐“闪电号”快速帆船悄悄离开了胜利港。他这次秘密出行的方向是广州，而之所以要对这次出行保密，执委会也是考虑到陶东来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海汉首领造访广州这个消息传出去了，难保不会有一些心思叵测的人动了坏心眼。
陶东来这次广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代表执委会对驻外单位进行例行巡视，在目前的驻外单位中，黑土港、涂山半岛据点、驻崖办，陶东来都已经去巡视过工作，就只有驻广办那边还没有去过。二来执委会也需要了解一下驻广办目前进行的金融机构建设工作的具体进展情况——说白了就是代表执委会到地方上核查账目。
施耐德在新年时回胜利港参加完述职总结会之后，回广州时带去了足足十五万两现银和两千两黄金，作为驻广办开展通存通兑业务的启动资金。只要在驻广办办理了这个业务之后，海商们就不用再带着现银往返于胜利港与广州之间，只需有“海汉发展银行”开出的银票，就可以在驻广办或是胜利港的货币兑换中心直接换取足额现银，而且成色十足，无需再担心交易中的折色问题。
有施耐德这个老牌金融诈骗犯在广州坐镇指挥，对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漏洞，执委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施耐德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肯定会比执委会这帮人考虑得更为周全。陶东来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看看具体的运作状况，并听取一下当地使用者的评价。
从胜利港到珠江口的300多海里航程，“闪电号”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完成了。但由于“闪电号”的外形太过惹眼，不适宜出现在广州城外，所以驻广办也早早就安排了船到珠江口外来让陶东来换乘。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陶东来才终于抵达了广州城外的码头。
为了避免引起闲人的注意，驻广办并没有倾巢而出去码头迎接陶东来，只有何夕带着张船匠的小儿子张千智，雇了一顶软轿等在码头上。接到陶东来之后简单寒暄几句，便安排陶东来上轿回驻广办。
当然驻广办内又是另一番气象了，施耐德等人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席，陶东来一进院子就被直接领到了酒桌上。
陶东来看着这一大桌酒菜忍不住打趣道：“你们这个接风宴，超标了啊！别忘了我的任务可是来检查贪腐问题的！”
“陶总，要检查那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检查，超没超标那要看你有没有吃好，你要是觉得这顿没吃好，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超标，大伙儿说是吧？”何夕不由分说便将陶东来按在了主位上。
陶东来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计较驻广办这一顿饭价值多少银子，由于开展各种业务的需要，驻广办的财务自由度一直都相当大，日常千两银子以下的支出都不需要向大本营报备，只需在收支账上做好记录就行了。特别是何夕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多账目都是不适合公开的，相关的记录甚至连驻广办的一部分员工都没有权限调阅。
当晚宴席上陶东来也没有主动提及工作上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酒桌上尽兴而归。
第二天上午，陶东来才在书房中约见了施耐德和何夕，向他们了解驻广办目前的运作状况。
施耐德先递了一本簿子给陶东来：“这是参与通存通兑大明商户的登记资料。截止二月底，福广地区共有十七家商户使用了我们的通存通兑业务，最低交易金额一千两起，最高单笔交易金额七万五千两，是上个月‘福瑞丰’的生意，总交易金额现在已经超过我们当初带来的本金了。”
陶东来一边翻看簿子，一边微微点头。
施耐德继续说道：“按照目前的交易趋势来看，驻广办这边的现银输入量还是远远大于了输出量，这与我们目前保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是基本一致的。现在驻广办还有存银二十二万八千两，黄金有将近四千两。现在我们在驻广办外围接着后罩房的墙又扩建了一个院子，专门用来办理对外的银钱来往业务，等下我带你过去看看。”
陶东来抬起头道：“实际的运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主要还是信用度的问题。”施耐德毫不掩饰地说道：“虽然我们的产品在两广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金融领域，我们海汉这块招牌的信用度显然还远远不够。只有跟我们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商户，才会愿意使用我们开出的银票，而且这些商户出于安全考虑，基本都要求采用记名式银票，因此在市面上也根本不具备流通性。”
“没关系，建立信用，让客户养成习惯，都是需要一段时期来慢慢进行的，这个不用太着急。起码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只要最富最有权势的这批人都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向社会上推广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难度了。”陶东来对于施耐德所说的问题还是给予了鼓励和安慰。
在这个贵金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年代里，想要推行信用货币的难度自然很大，这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也要得到社会大众的逐步认可才行。价值观的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驻广办在大陆也不可能照搬胜利港的经验，直接废止了贵金属货币的流通。至少从通存通兑这个起点来说，以施耐德为首的金融部门所做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这对于来往两地之间的客商具有极高的实用性，而且这批客商与穿越集团接触较多，“海汉”这块招牌在他们心目中的信用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当使用海汉金融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大之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开始逐步推出不记名的代金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当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流通范围都只能是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圈子里而已。
银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宋元明三朝都曾有官方发行的银票，可惜的是官方虽然有发行信用货币的眼光，却没有管理货币的专业人员，最后都因为随意增发而造成纸券价值大跌，最后不得不被官方自行废止。从宋仁宗到清末，前前后后搞了八百多年，最终都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正是施耐德等人下定决心要去改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