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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作的连续性也有了保障。
“我琢磨着,照这样做下去,用不了几年时间,这些人也能学会存钱的。”梁东明笑着评论说。
“如果真能让这些当地人学会存钱,你们可是功德无量啊。”冯啸辰感慨地说。
“是啊,如果我们能搞上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地方肯定会大变样的。”阮福根说。
冯啸辰看着阮福根,问:“怎么,老阮,事情有变化吗?”
冯啸辰这样问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阮福根他们绕了这么多弯子,跟冯啸辰说他们租借土地的事,显然不会是吃饱了没事闲聊。他们说前几年租地种地收益不错,后一句话自然是要说现在情况有变了。冯啸辰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非羞花闭月的小鲜肉,阮福根他们跑到坎代来,不是来追星的。
果然,阮福根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辛辛苦苦把地开发出来,灌溉设施也搞了,农民也培养出来了,结果,人家不让我们租下去了。”
“为什么?”冯啸辰眉毛一皱,问道。
“有人竞争呗。”万官生说,“有人给戈斯内尔国政府开了更好的条件,要求把我们的地收回去给他种,所以我们就种不成了。”
“欧洲人?”冯啸辰问。
阮福根冷笑说:“就是咱们中国人。”
冯啸辰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老阮,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阮福根他们在戈斯内尔租地的时候,关于到非洲办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效益还不明显,所以国内也没什么人来与他们竞争。这两年,办农场的企业和个人大多赚了钱,关于在非洲办农场能够一本万利的说法,在中国国内也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前往非洲租地的国人就越来越多了,与原来租地的这些人就形成了竞争关系。
戈斯内尔可开拓的荒地很多,但阮福根他们因为来得早,所以挑了交通、水源条件都不错的一片土地,而且经过两三年的开拓,土地也逐渐由生地变成了熟地,开发模式是现成的,比重新开垦荒地要强得多。
于是,有一家从国内来的公司便盯了阮福根他们的农场,并前来与农场的负责人协商,要求他们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转包这种事情,当然也是允许的,不过,无论是转包土地,还是转包工厂、商铺等,都有转包费用一说。比如我租了一个店面,一年50万租金。我经营了两年,形成了人气,你想从我手上转包,除了要承担这50万租金之外,还需要给我额外支付一笔转包费,这是行业里的惯例。
这家公司倒也答应支付转包费,但每亩只出10元钱,1万公顷土地也就是不到200万,这几乎就是在羞辱阮福根这些人了。要知道,仅凭阮福根的身家,在非洲呆几天的价值都不止200万,对方想用这样的转包费把他经营几年的土地拿走,不是痴心妄想吗?
阮福根等人安排在农场的管理人员不敢擅自做主,通过长途电话,把这件事汇报阮福根等人。几位老板闻听此事,都是勃然大怒,但考虑到农场是在国外,不宜多生事端,于是吩咐农场负责人不要与对方冲突,只是婉言拒绝即可。同样的事情如果搁在国内,阮福根他们不雇人去打对方的闷棍就已经算是很讲道理了。
谁曾想,对方在遭到拒绝之后,并未死心,而是联系上了戈斯内尔国的警察,开始找这几家农场的麻烦,想逼迫他们放弃租赁,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农场方面一开始还能应付,但随着对方的手段不断变本加厉,农场的负责人扛不住了,向国内求援,这才有了阮福根等人的非洲之行。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啊。”听阮福根他们的叙述告一段落,杜晓远插话道。
“此话乍讲?”冯啸辰问。
杜晓远说:“我们各地的工业园区都出过类似的事情,有些国内的企业为了抢市场,拼命压价,或者贿赂当地官员,目的就是排挤同行。很多企业都说,他们不怕和外国企业竞争,不管是非洲本地的企业,还是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都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中取胜。他们唯独害怕的,就是和咱们中国自己的企业竞争,不管争赢争输,吃亏的都是咱们自己人。”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冯啸辰把脸一沉,说道。
,而且工作的连续性也有了保障。
“我琢磨着,照这样做下去,用不了几年时间,这些人也能学会存钱的。”梁东明笑着评论说。
“如果真能让这些当地人学会存钱,你们可是功德无量啊。”冯啸辰感慨地说。
“是啊,如果我们能搞上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地方肯定会大变样的。”阮福根说。
冯啸辰看着阮福根,问:“怎么,老阮,事情有变化吗?”
冯啸辰这样问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阮福根他们绕了这么多弯子,跟冯啸辰说他们租借土地的事,显然不会是吃饱了没事闲聊。他们说前几年租地种地收益不错,后一句话自然是要说现在情况有变了。冯啸辰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非羞花闭月的小鲜肉,阮福根他们跑到坎代来,不是来追星的。
果然,阮福根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辛辛苦苦把地开发出来,灌溉设施也搞了,农民也培养出来了,结果,人家不让我们租下去了。”
“为什么?”冯啸辰眉毛一皱,问道。
“有人竞争呗。”万官生说,“有人给戈斯内尔国政府开了更好的条件,要求把我们的地收回去给他种,所以我们就种不成了。”
“欧洲人?”冯啸辰问。
阮福根冷笑说:“就是咱们中国人。”
冯啸辰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老阮,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阮福根他们在戈斯内尔租地的时候,关于到非洲办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效益还不明显,所以国内也没什么人来与他们竞争。这两年,办农场的企业和个人大多赚了钱,关于在非洲办农场能够一本万利的说法,在中国国内也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前往非洲租地的国人就越来越多了,与原来租地的这些人就形成了竞争关系。
戈斯内尔可开拓的荒地很多,但阮福根他们因为来得早,所以挑了交通、水源条件都不错的一片土地,而且经过两三年的开拓,土地也逐渐由生地变成了熟地,开发模式是现成的,比重新开垦荒地要强得多。
于是,有一家从国内来的公司便盯了阮福根他们的农场,并前来与农场的负责人协商,要求他们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转包这种事情,当然也是允许的,不过,无论是转包土地,还是转包工厂、商铺等,都有转包费用一说。比如我租了一个店面,一年50万租金。我经营了两年,形成了人气,你想从我手上转包,除了要承担这50万租金之外,还需要给我额外支付一笔转包费,这是行业里的惯例。
这家公司倒也答应支付转包费,但每亩只出10元钱,1万公顷土地也就是不到200万,这几乎就是在羞辱阮福根这些人了。要知道,仅凭阮福根的身家,在非洲呆几天的价值都不止200万,对方想用这样的转包费把他经营几年的土地拿走,不是痴心妄想吗?
阮福根等人安排在农场的管理人员不敢擅自做主,通过长途电话,把这件事汇报阮福根等人。几位老板闻听此事,都是勃然大怒,但考虑到农场是在国外,不宜多生事端,于是吩咐农场负责人不要与对方冲突,只是婉言拒绝即可。同样的事情如果搁在国内,阮福根他们不雇人去打对方的闷棍就已经算是很讲道理了。
谁曾想,对方在遭到拒绝之后,并未死心,而是联系上了戈斯内尔国的警察,开始找这几家农场的麻烦,想逼迫他们放弃租赁,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农场方面一开始还能应付,但随着对方的手段不断变本加厉,农场的负责人扛不住了,向国内求援,这才有了阮福根等人的非洲之行。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啊。”听阮福根他们的叙述告一段落,杜晓远插话道。
“此话乍讲?”冯啸辰问。
杜晓远说:“我们各地的工业园区都出过类似的事情,有些国内的企业为了抢市场,拼命压价,或者贿赂当地官员,目的就是排挤同行。很多企业都说,他们不怕和外国企业竞争,不管是非洲本地的企业,还是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都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中取胜。他们唯独害怕的,就是和咱们中国自己的企业竞争,不管争赢争输,吃亏的都是咱们自己人。”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冯啸辰把脸一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