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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桌上的电话忽然振动起来,发出“嗞、嗞”的声音,像是要把桌面给切开似的。
我被吓了一跳,但还是连忙拿起电话,冲了出去。
外面很冷,十二月初的小樽,温度只有几度,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衫,在傍晚的寒风中接起电话。
“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作为一个编辑,他的声音有时间简直阴沉得可怕。
“啊,”我手心微微地冒着冷汗,憋了半天,却只憋出几个字,“嗯……什么事?”
“你说呢?”
“嗯……”我沉默了几秒钟,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的思绪却是百转千回,“我知道,截稿日是每个月的二十五号,今天是十二号,我会在二十号之前,把稿子交给你。”
接下来却换成电话那头沉默了。我不知道,在这寂静中,对方在想什么。
就在我鼓起勇气想挂电话的时候,他却忽然平静地说:“我已经把你转给另外一个编辑了,关于稿子的事……你以后跟她联络。”
在过去那漫长的三十年的生命中,我领悟到一件事:不管是人还是事,不要光看表面,在那光鲜或黯淡的表面之下,也许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
看似柔弱的人其实内心坚强,漂亮的人也许很自卑,凶悍的人可能是一只纸老虎,与世无争的人多半早就获得了胜利……所以,这副平静的口吻之下,掩藏的可能已是狂怒。
“哦……”我开完了小差,连忙应道。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交稿。”他说话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有力,没有一句废话。
我心里又是一阵没来由的忐忑,其实说忐忑可能还不够,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安,甚至是恐慌!
两周不到的时间,我要交十万字左右的稿,而目前为止……别说动笔,我连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在哪里?”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话题。
“……”可我依旧答不上来。
作为一个一炮而红的网络人气作家,我曾被捧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然后,又迅速摔下来。这当中甚至连一个能让人绊倒的台阶也没有。这就是网络时代,任何风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也许你可以靠一点小才能和足够的运气成名,但是要怎么保持下去,要想成为畅销书作家,绝对不是有一点小才能就能搪塞过去的。你得有真本事,还要有毅力、有耐心,有足够敏锐的触觉……
而我的问题是,我忽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我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这种情况大概也有大半年了。我不知道这算不是是一种病,就好像人突然不能说话了,在医学上被称为“失语症”(或之类的),那么我这种情况也许也是一种疾病,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
我知道自己要是再不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可能就会被这个充斥着拜物和快餐文化的时代淹没了。
“一周后……”我轻声说,“一周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交……六万字给你——呃,不,给那个新的编辑。”
“……”
有那么一瞬,我忽然意识到,他好像对我何时交稿,交多少,完全没有兴趣。
“真的……”我都快哭出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才说,“一切都根据你之前要求的,办好了。”
“……嗯。”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些发白。
“所以关于交稿,你自己安排,”他顿了顿,“你应该知道,我不是打电话来跟你催稿。”
“……”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也许只有十秒,可对我来说好像有一小时那么久。
“丁苓——”他开口道。
“——我要去写东西了,”我打断他,“再见。”
挂了线,我手已经冰凉,脖子也是。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环顾左右,却连一台自动贩售机都找不到,实在叫人沮丧。
我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才颓然地转身回到餐馆。这餐馆就在小樽运河旁边,远远地能望见对岸的仓库,挤在一堆玻璃商店和古董店当中,虽然已经有些老旧,但是跟整个城市古朴的风貌比起来,倒也相得益彰。这餐馆的店面不大,店门是在一片玻璃木窗当中,只有小小的一扇,此时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每次伸手去拉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沉重。
说是餐馆,但其实楼上还有客房,我就住在这里,每晚的房价只要七千円,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不过房间真是很小……
我有些惶然地回到餐馆,老板是个留着胡渣的男人,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竟是我的同乡,当下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慨,可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既没有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也还不至于冷淡。整个店就只有他和厨师两个人,厨师一直在厨房里,从没出来过,他一个人要负责点菜、下单、上菜、收钱,当然,还有打扫楼上那几间客房。不过好在这类民宿都是等客人退房的时候才会打扫,再加上这间店生意冷清,所以他的工作量也不算太大。
“要喝一杯吗?”
老板很少主动跟我说话,所以忽然听到他这样说,我有些吃惊地抬起头。
他却自顾自地用干毛巾擦着玻璃酒杯,就好像刚才那句话并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可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整个店里除了我和他就只有三个人。一对台湾来的情侣,和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老伯伯。
“你有什么……”我坐在他面前的吧台下面,手肘撑在桌面上,抬头看着他。
“梅酒。”他说。
我沉默片刻,点头:“好吧,来一杯。”
他笑了笑,转身消失了。我很少看到他笑,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的脸,都很想看看他把胡渣剔掉后的样子,可惜我一次也没看到过。
老板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酒壶,以及两只像茶碗一样的陶杯。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拿起酒壶倒满,然后把其中一个杯子递给我。我拿在手里发现微微有些热,不禁诧异。
“喝吧。”说这话时,他简直像个老头。
他浅浅尝了一口,我却仰头喝完。他愕然地看了看我,又帮我倒了一杯。
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坐在这冷清的餐馆中,喝着廉价又暖胃的梅酒,闲聊起来。
“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老板问。
“我?”我看着他,苦笑道,“因为《情书》啊。”
他看着我,咧着嘴笑了一下:“好像十个人里面有五个都是这么说的。”
“那还有五个呢?”我不禁问。
“还有五个是上了年纪,跟着旅行团来的,”他耸肩,“他们只关心北菓楼的年轮蛋糕放在旅行箱里带回去会不会被压坏掉。”
“……”
“所以那部电影很受欢迎是吗?”他又问。
我大吃一惊:“你没有看过《情书》?!”
“有什么稀奇,”他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不过是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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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桌上的电话忽然振动起来,发出“嗞、嗞”的声音,像是要把桌面给切开似的。
我被吓了一跳,但还是连忙拿起电话,冲了出去。
外面很冷,十二月初的小樽,温度只有几度,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衫,在傍晚的寒风中接起电话。
“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作为一个编辑,他的声音有时间简直阴沉得可怕。
“啊,”我手心微微地冒着冷汗,憋了半天,却只憋出几个字,“嗯……什么事?”
“你说呢?”
“嗯……”我沉默了几秒钟,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的思绪却是百转千回,“我知道,截稿日是每个月的二十五号,今天是十二号,我会在二十号之前,把稿子交给你。”
接下来却换成电话那头沉默了。我不知道,在这寂静中,对方在想什么。
就在我鼓起勇气想挂电话的时候,他却忽然平静地说:“我已经把你转给另外一个编辑了,关于稿子的事……你以后跟她联络。”
在过去那漫长的三十年的生命中,我领悟到一件事:不管是人还是事,不要光看表面,在那光鲜或黯淡的表面之下,也许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
看似柔弱的人其实内心坚强,漂亮的人也许很自卑,凶悍的人可能是一只纸老虎,与世无争的人多半早就获得了胜利……所以,这副平静的口吻之下,掩藏的可能已是狂怒。
“哦……”我开完了小差,连忙应道。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还有两周不到的时间交稿。”他说话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有力,没有一句废话。
我心里又是一阵没来由的忐忑,其实说忐忑可能还不够,准确地说,是一种不安,甚至是恐慌!
两周不到的时间,我要交十万字左右的稿,而目前为止……别说动笔,我连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在哪里?”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话题。
“……”可我依旧答不上来。
作为一个一炮而红的网络人气作家,我曾被捧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然后,又迅速摔下来。这当中甚至连一个能让人绊倒的台阶也没有。这就是网络时代,任何风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也许你可以靠一点小才能和足够的运气成名,但是要怎么保持下去,要想成为畅销书作家,绝对不是有一点小才能就能搪塞过去的。你得有真本事,还要有毅力、有耐心,有足够敏锐的触觉……
而我的问题是,我忽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我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这种情况大概也有大半年了。我不知道这算不是是一种病,就好像人突然不能说话了,在医学上被称为“失语症”(或之类的),那么我这种情况也许也是一种疾病,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
我知道自己要是再不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可能就会被这个充斥着拜物和快餐文化的时代淹没了。
“一周后……”我轻声说,“一周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交……六万字给你——呃,不,给那个新的编辑。”
“……”
有那么一瞬,我忽然意识到,他好像对我何时交稿,交多少,完全没有兴趣。
“真的……”我都快哭出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才说,“一切都根据你之前要求的,办好了。”
“……嗯。”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些发白。
“所以关于交稿,你自己安排,”他顿了顿,“你应该知道,我不是打电话来跟你催稿。”
“……”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也许只有十秒,可对我来说好像有一小时那么久。
“丁苓——”他开口道。
“——我要去写东西了,”我打断他,“再见。”
挂了线,我手已经冰凉,脖子也是。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环顾左右,却连一台自动贩售机都找不到,实在叫人沮丧。
我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才颓然地转身回到餐馆。这餐馆就在小樽运河旁边,远远地能望见对岸的仓库,挤在一堆玻璃商店和古董店当中,虽然已经有些老旧,但是跟整个城市古朴的风貌比起来,倒也相得益彰。这餐馆的店面不大,店门是在一片玻璃木窗当中,只有小小的一扇,此时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每次伸手去拉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沉重。
说是餐馆,但其实楼上还有客房,我就住在这里,每晚的房价只要七千円,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不过房间真是很小……
我有些惶然地回到餐馆,老板是个留着胡渣的男人,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竟是我的同乡,当下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慨,可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既没有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也还不至于冷淡。整个店就只有他和厨师两个人,厨师一直在厨房里,从没出来过,他一个人要负责点菜、下单、上菜、收钱,当然,还有打扫楼上那几间客房。不过好在这类民宿都是等客人退房的时候才会打扫,再加上这间店生意冷清,所以他的工作量也不算太大。
“要喝一杯吗?”
老板很少主动跟我说话,所以忽然听到他这样说,我有些吃惊地抬起头。
他却自顾自地用干毛巾擦着玻璃酒杯,就好像刚才那句话并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样,可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整个店里除了我和他就只有三个人。一对台湾来的情侣,和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老伯伯。
“你有什么……”我坐在他面前的吧台下面,手肘撑在桌面上,抬头看着他。
“梅酒。”他说。
我沉默片刻,点头:“好吧,来一杯。”
他笑了笑,转身消失了。我很少看到他笑,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的脸,都很想看看他把胡渣剔掉后的样子,可惜我一次也没看到过。
老板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酒壶,以及两只像茶碗一样的陶杯。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拿起酒壶倒满,然后把其中一个杯子递给我。我拿在手里发现微微有些热,不禁诧异。
“喝吧。”说这话时,他简直像个老头。
他浅浅尝了一口,我却仰头喝完。他愕然地看了看我,又帮我倒了一杯。
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坐在这冷清的餐馆中,喝着廉价又暖胃的梅酒,闲聊起来。
“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老板问。
“我?”我看着他,苦笑道,“因为《情书》啊。”
他看着我,咧着嘴笑了一下:“好像十个人里面有五个都是这么说的。”
“那还有五个呢?”我不禁问。
“还有五个是上了年纪,跟着旅行团来的,”他耸肩,“他们只关心北菓楼的年轮蛋糕放在旅行箱里带回去会不会被压坏掉。”
“……”
“所以那部电影很受欢迎是吗?”他又问。
我大吃一惊:“你没有看过《情书》?!”
“有什么稀奇,”他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不过是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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