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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以土块叠垒，想直接攀登。郝昭立即复筑内墙，以拙制笨，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诸葛亮无计可施，命人再挖地道，企图偷袭进城。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一个弹丸之城，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蜀军精疲力竭，不得不狼狈后撤。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看来他确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呆板的统帅，怎能不打败仗?
有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
刘备偏安一隅，格外看重人才，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尚有赵云、马超、魏延、法正、郭攸之、费礻韦、向宠、简雍、李严等，文武皆备，众星灿烂，曾经盛极一时。而到诸葛亮执政，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结果人才寥若晨星，青黄不接，怎么能打胜仗?在选贤任能方面，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对于有才能的人，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比如老将军赵云，身体尚可，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使其抑郁老死。又如李严、廖光等人，俱有干才，而且身负重任，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反对有不同意见，偶有过失，就撤职查办，或置之“闲散”。再如彭，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因其有些骄傲，不拘小节，诸葛亮便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诸葛亮分身无术，难怪要打败仗了。
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世上没有全才，军事将领也是这样。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多打胜仗。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却难做到这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引见《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附谡传》)。以为马谡可当大任，让他守卫街亭，败得一塌糊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实事求是地说，马谡也是杰出人才，他是战略家，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比如魏延，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刘备迁治成都，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众人以为必是张飞，张飞也以心自许。谁知刘备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众人无不吃惊。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礻韦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以土块叠垒，想直接攀登。郝昭立即复筑内墙，以拙制笨，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诸葛亮无计可施，命人再挖地道，企图偷袭进城。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一个弹丸之城，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蜀军精疲力竭，不得不狼狈后撤。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看来他确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呆板的统帅，怎能不打败仗?
有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
刘备偏安一隅，格外看重人才，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尚有赵云、马超、魏延、法正、郭攸之、费礻韦、向宠、简雍、李严等，文武皆备，众星灿烂，曾经盛极一时。而到诸葛亮执政，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结果人才寥若晨星，青黄不接，怎么能打胜仗?在选贤任能方面，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对于有才能的人，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比如老将军赵云，身体尚可，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使其抑郁老死。又如李严、廖光等人，俱有干才，而且身负重任，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反对有不同意见，偶有过失，就撤职查办，或置之“闲散”。再如彭，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因其有些骄傲，不拘小节，诸葛亮便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诸葛亮分身无术，难怪要打败仗了。
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世上没有全才，军事将领也是这样。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多打胜仗。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却难做到这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引见《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附谡传》)。以为马谡可当大任，让他守卫街亭，败得一塌糊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实事求是地说，马谡也是杰出人才，他是战略家，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比如魏延，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刘备迁治成都，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众人以为必是张飞，张飞也以心自许。谁知刘备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众人无不吃惊。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礻韦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