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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irony）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来”、“笑着偏过头去”、“捂着嘴笑着低下了头”“笑得前俯后仰”白先勇用这种对比描写手法，烘托传达出赖鸣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绝”即连最亲近的患难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处的悲痛。这种与世隔离，无法与别人心灵沟通的悲哀，即所谓“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学的一大主题。
至于刘营长夫妇的儿子刘英，由于年幼无知，当然更无法晓得赖鸣升沉重的心情。在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几乎完全集中在“放烟炮”这件游戏上，而他对赖伯伯的兴趣，也可说是止于他“电光炮抓在手里爆”的诺言（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若不这样，就不“真”了）。他在吃饭过程中，说的话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想当“陆军总司令”的天真对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关。他的话，最令人注意的，有两句。当赖鸣升追叙他在枣泽死里逃生的经验，而被“台儿庄”的回忆激动得“突然变得口吃起来”时。
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
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irony）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来”、“笑着偏过头去”、“捂着嘴笑着低下了头”“笑得前俯后仰”白先勇用这种对比描写手法，烘托传达出赖鸣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绝”即连最亲近的患难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处的悲痛。这种与世隔离，无法与别人心灵沟通的悲哀，即所谓“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学的一大主题。
至于刘营长夫妇的儿子刘英，由于年幼无知，当然更无法晓得赖鸣升沉重的心情。在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几乎完全集中在“放烟炮”这件游戏上，而他对赖伯伯的兴趣，也可说是止于他“电光炮抓在手里爆”的诺言（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若不这样，就不“真”了）。他在吃饭过程中，说的话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想当“陆军总司令”的天真对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关。他的话，最令人注意的，有两句。当赖鸣升追叙他在枣泽死里逃生的经验，而被“台儿庄”的回忆激动得“突然变得口吃起来”时。
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