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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喔!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71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喔!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71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