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www.bqg34.org,米尼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采
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后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于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于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后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于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学习、伫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以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净净的一身,这时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胶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事。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地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与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绊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体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的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着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地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发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场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地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天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月一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作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作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暴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他,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沈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的,虽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后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后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后,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于是,从此以后,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后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后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后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于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于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后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后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他去“放烟”他不肯(放烟即贩卖外烟)。有时去“放烟”了,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她写信去对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对叔叔,叔叔苦“放烟”这碗饭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还写信去问邻居,叔叔对儿子好不好,邻居说,叔叔好,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说,他待我是好得很!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几天以后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我们队长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问他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来信说,儿子撬了橱门,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问,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呀,儿子很高,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来。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这样倒也好,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我们问“吃人民政府的饭”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这里都这么说。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后。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于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后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后就发生了关系。事后,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后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于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后,走过隔壁一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后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后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 -->>
采
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后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于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于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后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于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学习、伫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以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净净的一身,这时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胶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事。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地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与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绊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体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的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着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地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发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场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地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天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月一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作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作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暴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他,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沈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的,虽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后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后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后,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于是,从此以后,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后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后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后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于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于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后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后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他去“放烟”他不肯(放烟即贩卖外烟)。有时去“放烟”了,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她写信去对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对叔叔,叔叔苦“放烟”这碗饭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还写信去问邻居,叔叔对儿子好不好,邻居说,叔叔好,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说,他待我是好得很!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几天以后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我们队长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问他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来信说,儿子撬了橱门,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问,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呀,儿子很高,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来。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这样倒也好,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我们问“吃人民政府的饭”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这里都这么说。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后。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于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后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后就发生了关系。事后,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后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于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后,走过隔壁一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后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后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