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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体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作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竞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一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作是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就是方才说的,他从家中取衣物回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堂的饭早,此时只是傍晚,可冬至将临,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是黑了,只在天际有一长条深红的线,是落日投在云层上的霞光。操场上的沙变了颜色,成了紫沙。他们的脸的轮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们彼此并不看着,有一种腼腆。这样单独相向的“谈谈”有一点叫他们不好意思呢!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沙砾上的摩擦声,看不见有人,却听见操场边的双杠上,传过来木杠在铁架上发出有重力的震荡声。他们稍稍默了一会,南昌说话了。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南昌忽感到骇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对一个外人——他此时发觉,陈卓然对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却对陈卓然在谈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虽然看不见陈卓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却分明感觉到陈卓然的鼓励,他在倾听。于是,他停不下来。就好像在听别人说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操场上方细弱地回荡。气温在回升,风完全止了,天际处的红线隐入黑色的天幕,并没有变得更暗,反有一种亮,使天色变成一种钢蓝。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栗,想父亲他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沉浸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经陈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断了的话题。
陈卓然的叙述微妙地改变了南昌找陈卓然“谈谈”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怀了些尊敬的口吻,续上话题,再一次谈起父亲和他们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触,着重说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实他几乎全无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场景。比如南华门的宫墙上,槐树的枝叶的影;冬天时居处的院子,出人的一个老头,穿着黑棉袄裤,有一回带给他一捧甜脆的鲜枣,是专门烧锅炉的昌平县农人;托儿所午觉时分,透过小床的木栅栏,看见烟囱炉上坐的水,咕噜冒汽,将壶盖一次一次顶起来这些记忆和父亲全无干系,他几乎看不见父亲的面容。他的讲述不得不很快过渡到现在时,于是,困惑又涌上来,将方才正面的心情盖过了。这时候,他不再有顾虑,谈话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倾诉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间的欣悦之情,又使倾诉的热情高涨。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来,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这是自谈话以来两人第一次对视,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巨大的,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总是苍白的脸,郁郁寡欢的神情,怀疑、动摇、软弱、无政府的倾向。这天谈话的结果,是陈卓然向南昌提议,见一见他的父亲。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地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积量,是可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性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开公寓大楼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令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的,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地,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这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伫留一下眼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作了介绍,陈卓然称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俩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察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上午的时间就在说笑话和包饺子中间过去。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此时,父亲早已进了书房,关上房门,门厅里的光线就暗了一成。走出公寓大楼,骑上车,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两人都沉默着,南昌有几次去看陈卓然的脸色,陈卓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就这样一言不发骑到学校,陈卓然下得车来,看着南昌,停了一会儿,小声但是清晰地说出几个字:你父亲是叛徒!
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体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作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竞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一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作是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就是方才说的,他从家中取衣物回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堂的饭早,此时只是傍晚,可冬至将临,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是黑了,只在天际有一长条深红的线,是落日投在云层上的霞光。操场上的沙变了颜色,成了紫沙。他们的脸的轮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们彼此并不看着,有一种腼腆。这样单独相向的“谈谈”有一点叫他们不好意思呢!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沙砾上的摩擦声,看不见有人,却听见操场边的双杠上,传过来木杠在铁架上发出有重力的震荡声。他们稍稍默了一会,南昌说话了。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南昌忽感到骇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对一个外人——他此时发觉,陈卓然对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却对陈卓然在谈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虽然看不见陈卓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却分明感觉到陈卓然的鼓励,他在倾听。于是,他停不下来。就好像在听别人说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操场上方细弱地回荡。气温在回升,风完全止了,天际处的红线隐入黑色的天幕,并没有变得更暗,反有一种亮,使天色变成一种钢蓝。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栗,想父亲他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沉浸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经陈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断了的话题。
陈卓然的叙述微妙地改变了南昌找陈卓然“谈谈”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怀了些尊敬的口吻,续上话题,再一次谈起父亲和他们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触,着重说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实他几乎全无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场景。比如南华门的宫墙上,槐树的枝叶的影;冬天时居处的院子,出人的一个老头,穿着黑棉袄裤,有一回带给他一捧甜脆的鲜枣,是专门烧锅炉的昌平县农人;托儿所午觉时分,透过小床的木栅栏,看见烟囱炉上坐的水,咕噜冒汽,将壶盖一次一次顶起来这些记忆和父亲全无干系,他几乎看不见父亲的面容。他的讲述不得不很快过渡到现在时,于是,困惑又涌上来,将方才正面的心情盖过了。这时候,他不再有顾虑,谈话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倾诉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间的欣悦之情,又使倾诉的热情高涨。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来,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这是自谈话以来两人第一次对视,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巨大的,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总是苍白的脸,郁郁寡欢的神情,怀疑、动摇、软弱、无政府的倾向。这天谈话的结果,是陈卓然向南昌提议,见一见他的父亲。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地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积量,是可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性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开公寓大楼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令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的,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地,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这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伫留一下眼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作了介绍,陈卓然称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俩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察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上午的时间就在说笑话和包饺子中间过去。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此时,父亲早已进了书房,关上房门,门厅里的光线就暗了一成。走出公寓大楼,骑上车,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两人都沉默着,南昌有几次去看陈卓然的脸色,陈卓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就这样一言不发骑到学校,陈卓然下得车来,看着南昌,停了一会儿,小声但是清晰地说出几个字:你父亲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