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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所有君王的心理就是:我是整个国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角,所有人都要围绕着我来服务,而整部“治国”的大戏,也要围绕着自己这个主角来演。
任何抢自己戏份的角色,轻则踢出剧组,让其去演其它“戏”,重则让其永远消失,再也不能参演其它“戏”,而且大部分帝皇,都把导演、监制和编剧的工作都包揽了。
帝皇手下的群臣,只是其组建的一个名为“盛世明君”剧组里的成员,每个成员都会按照帝皇的想法,设定一个角色,如果不按帝皇的设定去演戏,只为落得被逐或被杀的下场。
但是,这样配合演戏是十分压抑人性的,就如薛之谦里的那句歌词一样:“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有些时候,即使配合再好,在某些时候也会脱离设定,无法令帝皇满意的,从而把“戏”演砸了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镜人”魏征,他们两人,一个以“从谏如流、气量宽宏”的千古名君身份,一个以“犯颜直谏、不顾生死”的铮铮诤臣的身份,合演一出“君臣相得、臣死谏君相敬”的大戏十数年。
更使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说的,这里面的意思,可算是对一个臣子的充分肯定了,历来都是死后哀荣之盛的典型。
但是在李世民说出这段话的同年,李世民就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推倒了魏征的墓碑,据说还把墓碑上的刻字铲平了。
前后待遇如此悬殊,简直是颠覆了李世民一贯英明神武的形象,就算是后来的诸多史学家,都没有人能为李世民将这件事圆过来。
而这件事,也和“玄武门之变”一样,成为了李世民仅有的几个污点之一。李世民为何甘愿在史书上留下污点,也要如此对待魏征?
究其原因,史书记载有三,一是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密谋造反,失败被论罪处死,而侯君集是魏征推荐给李世民的;二是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负责教导太子,太子竟然谋反,显是教导失当,于是杜正伦被罢官流放到驩州,而杜正伦又正是魏征向李世民举荐的;三是魏征死后,李世民得知魏征多次上表献谏,都会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观看。
李世民就拿前两件事做文章,说魏征事涉太子谋反,举荐人才有误,故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
但是这个理由其实颇为牵强,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例子,就算是司马迁受李陵牵连受了宫刑,也是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惹怒了汉武帝刘彻所致的,从来就没有因为被举荐人犯罪,而牵连举主这样的例子啊。
就算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牵连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搞,就不会有人负责人事,所以后来有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个理由并不是李世民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的真正原因。
反而是最后那件不能清楚定罪的事,才是李世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因为魏征把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按事实来说并不是什么罪过。
但从李世民那边来看,魏征这样做,有点借李世民的皇帝名义做文章,以求自己名留青史的意思,就犹如后来的明朝文臣“骗廷杖”一样,是有点贬低皇帝提升自己在民间名声的意思。
所以后来明朝的皇帝也不上这当,骂就随便让那些文臣骂,绝对不打他们“廷杖”了,而李世民遇到这种事,估计也是恶心得不行,才会出此下策了。
归根到底,所有君王的心理就是:我是整个国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角,所有人都要围绕着我来服务,而整部“治国”的大戏,也要围绕着自己这个主角来演。
任何抢自己戏份的角色,轻则踢出剧组,让其去演其它“戏”,重则让其永远消失,再也不能参演其它“戏”,而且大部分帝皇,都把导演、监制和编剧的工作都包揽了。
帝皇手下的群臣,只是其组建的一个名为“盛世明君”剧组里的成员,每个成员都会按照帝皇的想法,设定一个角色,如果不按帝皇的设定去演戏,只为落得被逐或被杀的下场。
但是,这样配合演戏是十分压抑人性的,就如薛之谦里的那句歌词一样:“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有些时候,即使配合再好,在某些时候也会脱离设定,无法令帝皇满意的,从而把“戏”演砸了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镜人”魏征,他们两人,一个以“从谏如流、气量宽宏”的千古名君身份,一个以“犯颜直谏、不顾生死”的铮铮诤臣的身份,合演一出“君臣相得、臣死谏君相敬”的大戏十数年。
更使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段话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说的,这里面的意思,可算是对一个臣子的充分肯定了,历来都是死后哀荣之盛的典型。
但是在李世民说出这段话的同年,李世民就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推倒了魏征的墓碑,据说还把墓碑上的刻字铲平了。
前后待遇如此悬殊,简直是颠覆了李世民一贯英明神武的形象,就算是后来的诸多史学家,都没有人能为李世民将这件事圆过来。
而这件事,也和“玄武门之变”一样,成为了李世民仅有的几个污点之一。李世民为何甘愿在史书上留下污点,也要如此对待魏征?
究其原因,史书记载有三,一是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密谋造反,失败被论罪处死,而侯君集是魏征推荐给李世民的;二是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负责教导太子,太子竟然谋反,显是教导失当,于是杜正伦被罢官流放到驩州,而杜正伦又正是魏征向李世民举荐的;三是魏征死后,李世民得知魏征多次上表献谏,都会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观看。
李世民就拿前两件事做文章,说魏征事涉太子谋反,举荐人才有误,故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
但是这个理由其实颇为牵强,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例子,就算是司马迁受李陵牵连受了宫刑,也是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惹怒了汉武帝刘彻所致的,从来就没有因为被举荐人犯罪,而牵连举主这样的例子啊。
就算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牵连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搞,就不会有人负责人事,所以后来有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个理由并不是李世民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惩戒的真正原因。
反而是最后那件不能清楚定罪的事,才是李世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因为魏征把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按事实来说并不是什么罪过。
但从李世民那边来看,魏征这样做,有点借李世民的皇帝名义做文章,以求自己名留青史的意思,就犹如后来的明朝文臣“骗廷杖”一样,是有点贬低皇帝提升自己在民间名声的意思。
所以后来明朝的皇帝也不上这当,骂就随便让那些文臣骂,绝对不打他们“廷杖”了,而李世民遇到这种事,估计也是恶心得不行,才会出此下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