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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采用广访谈与问卷两种形式。调查的第一阶段采用当面访谈方式，以便发现问题泮进一步完善调杳提纲，然后根据在访谈基础而形成的比较完备的调查框架设下了问卷，将与自愿不育有关的问题全部包容在内，并尽量多采用开放性提问方式，以使被调查者有发挥思想的余地，畅所欲言。
调查的内容主要奋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背景；第二，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第三，肖愿不育者受到的社会压力；第四，自愿不育者对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及建议。
研究结果
自愿不育者的基本状况
自愿不育者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同一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
先看本人职业。自愿不育者中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样本的7。7，而在北京市随机样本的一般人当中，这申两个阶层的人仅占40。6%。由此可以得出自愿不育者在职业地位上显著高于一般人的结论。再看教育程度，自愿不育者也显著高于一般人。在北京市文随机抽样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仅占样本的4。4，而北京的自愿不會者中，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占到样本的65。8，女性占68。4。
从收入上看，北京市随机样本中月薪低于100元的占47。%，而自愿不育者中，男性月薪低于100元的仅占1。6%女性占44。7%。
家庭背景用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这四个指标来度量。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抽样中占4。，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65。8，女性的父亲属于这两个阶层的比男性更多，竟高达78。996。
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的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8。%，而在男性自愿不育者当中，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占4。0%，女性自愿不育者中这个比例高达44。7%。
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占8。，而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母亲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44。7，女性的母亲职业属这两类者高达68。4%。
母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0。996，而在自愿不育者中，男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占1。1，女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达1。6。
由此可见，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中，自愿不育者人数很多（据一位调太查对象估计，高达50%）。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是他们事业心更强？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还是由于他河们所处的环境对自愿不育的压力较一般环境微弱，致使他们做文出了这种选择？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调杳对象的回答中看出，选择不生育这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
“我国之所以发展缓慢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索，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50年代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对今天的人**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人口基数过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人口索质太低的问题，他们说，“素质越差的人生小孩子越多，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为此苻人提议政府应芩虑釆取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的对策，以立法形式控制素质差的夫龙的生育数量。还有人提出，为了提高人门素质，不应让怪胎、先天性缺陷、弱智残疾婴儿存活。这一建议虽然听去过于激烈，但他们对国家人口素质的忧虑之情却跃然纸上。这些选抒不育的人们或则有意识或则在无意之中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了贡献。以前者为例，有—对夫妇写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厂，我们就不再给它增加人口了，既然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还有一位写道：“现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宣传很多很多。我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我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生育的信念，为控制人口增长作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比什么都实在。”后者的例子：有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无形中给社银会减少了负担，减少一个孩子就是为社会造一份福。”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文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有一位被调査者说：“人生贵轻灵、忌滞重，如奋选择机会，就要选择轻灵。米兰，昆德拉曾感叹于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但还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了轻的还可以再选择重，而已经陷人重的就难以再选择轻了，终日为抚养子女辛劳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人活着不是为了过艰辛的生活，应当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很短，应尽量享受人生），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杳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忧愁。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未完待续）
调查方法采用广访谈与问卷两种形式。调查的第一阶段采用当面访谈方式，以便发现问题泮进一步完善调杳提纲，然后根据在访谈基础而形成的比较完备的调查框架设下了问卷，将与自愿不育有关的问题全部包容在内，并尽量多采用开放性提问方式，以使被调查者有发挥思想的余地，畅所欲言。
调查的内容主要奋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背景；第二，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第三，肖愿不育者受到的社会压力；第四，自愿不育者对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及建议。
研究结果
自愿不育者的基本状况
自愿不育者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同一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
先看本人职业。自愿不育者中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样本的7。7，而在北京市随机样本的一般人当中，这申两个阶层的人仅占40。6%。由此可以得出自愿不育者在职业地位上显著高于一般人的结论。再看教育程度，自愿不育者也显著高于一般人。在北京市文随机抽样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仅占样本的4。4，而北京的自愿不會者中，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占到样本的65。8，女性占68。4。
从收入上看，北京市随机样本中月薪低于100元的占47。%，而自愿不育者中，男性月薪低于100元的仅占1。6%女性占44。7%。
家庭背景用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这四个指标来度量。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抽样中占4。，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65。8，女性的父亲属于这两个阶层的比男性更多，竟高达78。996。
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的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8。%，而在男性自愿不育者当中，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占4。0%，女性自愿不育者中这个比例高达44。7%。
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占8。，而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母亲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44。7，女性的母亲职业属这两类者高达68。4%。
母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0。996，而在自愿不育者中，男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占1。1，女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达1。6。
由此可见，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中，自愿不育者人数很多（据一位调太查对象估计，高达50%）。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是他们事业心更强？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还是由于他河们所处的环境对自愿不育的压力较一般环境微弱，致使他们做文出了这种选择？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调杳对象的回答中看出，选择不生育这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
“我国之所以发展缓慢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索，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50年代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对今天的人**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人口基数过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人口索质太低的问题，他们说，“素质越差的人生小孩子越多，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为此苻人提议政府应芩虑釆取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的对策，以立法形式控制素质差的夫龙的生育数量。还有人提出，为了提高人门素质，不应让怪胎、先天性缺陷、弱智残疾婴儿存活。这一建议虽然听去过于激烈，但他们对国家人口素质的忧虑之情却跃然纸上。这些选抒不育的人们或则有意识或则在无意之中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了贡献。以前者为例，有—对夫妇写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厂，我们就不再给它增加人口了，既然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还有一位写道：“现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宣传很多很多。我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我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生育的信念，为控制人口增长作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比什么都实在。”后者的例子：有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无形中给社银会减少了负担，减少一个孩子就是为社会造一份福。”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文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有一位被调査者说：“人生贵轻灵、忌滞重，如奋选择机会，就要选择轻灵。米兰，昆德拉曾感叹于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但还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了轻的还可以再选择重，而已经陷人重的就难以再选择轻了，终日为抚养子女辛劳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人活着不是为了过艰辛的生活，应当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很短，应尽量享受人生），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杳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忧愁。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