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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作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之时，便可不攻自破。”
李宗仁道：“吴佩孚以汀泗桥、贺胜桥之天险尚不能阻挡我军，一座武昌城岂能挡我兵锋。兵贵神速，我们必须在吴佩孚被我杀得惊魂不定之时一举攻破武昌！”
长沙会议时，已决定第四军隶属李宗仁指挥，现在攻到武昌城下的恰是第四、七两军，李宗仁当下自任武昌攻城总指挥，指挥两军，准备向武昌城发起猛烈攻击。湖北民众久受北洋军阀蹂躏，见北伐军来到，皆自动前来效力攻城，短短两个多小时，他们便送来大批竹梯、门板，以备攻城之用。他们自告奋勇为攻城部队充当向导，组织担架队为攻城部队救护伤员。李宗仁见攻城准备就绪，一声令下，第四、七两军勇士，扛抬着竹梯、门板，在向导的指引之下，越过护城壕，争先恐后冲向城下。但武昌城高且坚，守城敌军早有准备，北伐军越过护城壕后，城上灯火齐明，照得城下百十米内如同白昼，北伐军刚接近城垣，便在敌火下暴露无遗，城上机关枪、手榴弹如倾盆大雨，直泻在攻城勇士们的身上，前临坚城，后有深壕，进退不能，越过护城壕的攻城勇士，尚未架梯爬城，已大部壮烈牺牲。李宗仁见状，急令收兵，北伐军第一次攻城只得无功而返。
第三天，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召集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及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在武昌城南殷家湾车站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为副总指挥，定于九月三日凌晨三时，再次向武昌城发起总攻。这次攻城，虽经五个小时的激战，但因敌人炮火猛烈，北伐军伤亡重大，只得停止进攻，退回原地与敌对峙。
九月四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偕参谋长白崇禧抵达武昌城下。蒋总司令闻知两次攻城受挫，便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的报告。唐、李、陈皆认为，武昌城高且坚，不宜硬攻，通过两次攻城失利的教训，应改为长期围困，使敌不战而降。白崇禧和加仑将军亦同意这一看法。蒋介石听了，立即站了起来，挥了一下他那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用眼睛紧盯着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严厉地命令道：
“武昌城限四十八小时内攻下！”
唐、李、陈三位军长心中不由震了一下，但仍端坐不动，只以眼睛望着蒋介石的白手套，他们实在不敢正视蒋总司令那双锋芒逼人的眼睛。
“据我得到的准确情报，孙传芳即将大举西犯，如我们屯兵于坚城之下，便是中了吴、孙之计。目下，吴佩孚在汉口正续调北方精锐高汝梧、靳云鄂部南下驰援武汉，孙传芳已设总司令部于九江，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以夺取湖南为目标，截断我军后路，然后夹击我军于湘鄂境内，形势相当严重！我们必须在孙军出动之前，迅速解决吴佩孚，攻占武汉三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蒋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扫得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连头都抬不起来。他也不看自己的部属一眼，又接着“开枪”扫射起来：
“限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拿下武昌城！我命令：李德邻军长任攻城军官长，以陈可钰为副官长，以第七军为左翼军，第四军及第一军之第二师为右翼军。此次攻城，应以东征时，攻惠州城之经验为鉴，各军组织敢死队，以营长为队长，每队三百至四百人，组成连、排、班。每班十人至十二人，携竹梯一架。每名队员配备驳壳枪、手榴弹、斧头和白布符号。敢死队员登城之后，齐呼‘革命胜利万岁’！号兵吹冲锋号，各部以有力之轻重火器掩护登城部队扩大战果。攻入城后，第一军之第二师、第四军之第十师肃清蛇山以北之敌，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独立团、第七军肃清蛇山及蛇山以南之敌。在李德邻发起攻城命令之时，唐孟潇应随第八军渡过长江，夺取汉阳，攻占汉口，进出武胜关，截断敌军对武昌之增援。”
李宗仁虽然被蒋介石的“马克沁机枪”扫射得有些昏头昏脑，但见蒋介石决心果断，对形势和战局的分析颇使人信服，对攻城之部署亦有独到之处，便依令而行。会议结束后，唐生智即受命指挥攻夺汉口的战斗，匆匆驰往长江上游指挥渡江。
当日下午六时，由第四军和第七军编组的九支敢死队约三千人，在中路军指挥部门口的一块草坪上，听蒋总司令训话。蒋介石一身戎装，马靴锃亮，使他那瘦长的身材显得十分精干，气宇轩昂，他站立在临时搭成的司令台上，颇有拿破仑的风度。
“……看到武昌城，就使本总司令想到了惠州城！”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开始扫射了，他那一口浙江国语，在此时此地听起来，使人顿增几分肃穆之感。
“号称天险的惠州要塞，据说在历史上从未被攻破过，我军东征曾受挫于惠州城下。但在第二次东征中，在本军的强攻之下，惠州天险一举而破。那次攻坚战役，本军组织了敢死队，每队前两名士兵，各执党旗和军旗，抬梯子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有保护任务的三人小组。先导部队以纵队前进。敌人的猛烈炮火使攻城部队失去了很多优秀士兵，他们倒下了，但他们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攻惠州城是我黄埔军校学生军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率队打先锋，刘团长牺牲在惠州城下，他率领攻城的四十名敢死队员，活着的只有十八人，他的第四团在攻城后竟没有剩下一名军官。面对武昌城，我数万忠于孙总理主义之北伐将士，难道会没有刘尧宸团长这样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吗？”
蒋总司令那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劈斩着，像一把闪着白光的利剑。敢死队员们的热血沸腾了。叶挺独立团的敢死队队长，第一营营长曹渊振臂高呼：
“打倒军阀！”
“誓死攻下武昌城！”
口号声响彻云
霄，攻城军官长李宗仁看着演说完毕的总司令，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李宗仁觉得，蒋总司令的言行神态，像中国的拿破仑，而不像俄国共产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曾遵奉孙总理之命到俄国共产党那里去取过经。李宗仁感到，跟这位神气十足的总司令共事，既安全又危险，安全的是这位满口革命词藻的总司令，不会在中国推行共产党那一套——尽管他现在依靠共产党人，或许那是一种策略，一种韬晦之术；危险的是，这位总司令使人难以捉摸，他看上去有点像一匹马戏团里驯善的狮子，尽管他可以和你友善地合作共处，但总使你对他放心不下，不知何时他会回头狠狠地咬你一口，使你防不胜防……
九月五日，这是农历朔日的前两天，临近早晨三点，天空暗无星月，大地上一片漆黑，总司令蒋介石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带着一班卫士，突然出现在李宗仁的攻城司令部，李宗仁感到十分诧异，忙说道：
“总司令，我军即将发起攻城战斗，我的司令部在敌炮火的射界之内，非常危险，请总司令还是回到总司令部去坐镇指挥。”
蒋介石从容地说道：“我留健生在总司令部照应后方。这次攻城，关系我军之前途，本总司令决心与攻城部队共存亡！”
李宗仁听了甚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蒋总司令未做过下级军官，无战地经验，他的司令部离攻城部队的距离又是那么近，他担心攻击发起之后总司令受惊或是受伤，都将对全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还是劝道：
“攻城牺牲自有我等将士担承，总司令不必亲冒矢石。”
蒋介石拉着李宗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德邻同志，我们是换过帖的兄弟呀，情同手足，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在于今日！”
李宗仁看着蒋介石的眼睛——只有在这时，或许是因为有暗夜的掩护，蒋介石又离他那么近，他才敢认认真真地看着蒋介石那双眼睛，平素那双锐利逼人而又阴森冷酷多疑，使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里，现在竟变得如此诚挚而热切，充满信誓旦旦的手足之情。李宗仁感动了！但他又觉得，蒋介石的话说得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在战争中，军人之间只有官长与部属关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听命于上级，绝非兄弟关系之可比。对于违抗命令，临阵退却或触犯军纪者，则无论是父子兄弟，皆绳之以军法。他虽然和蒋介石换帖成了把兄弟，但他并不因为蒋是他的把兄才听命于蒋，而是因为蒋是全军的总司令，他才接受他的指挥，听命于他，对他负责，为他流血牺牲攻城夺地。
这时，蒋介石拿起电话筒，命令道：“我是蒋总司令，我要与各敢死队分别通话！”
电话兵一听是蒋总司令要亲自通话，首先便接通了独立团的电话。电话筒中，立即传来一个激昂的声音：
“我是独立团敢死队长曹渊，请总司令训示！”
“嗯，曹营长，你们准备得怎么样？”蒋介石关切地问道。
“报告总司令，职营敢死队三百五十人，多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全队官兵皆誓为攻下武昌城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刚接到一位共产党员班长交来的一封信、一包衣服和五元钱。他对我说：‘营长，怕死是攻不下武昌城的。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
敢死队长曹渊因心情异常激动，一发而不可止，他接着说道：“容我将这封信的一段念给总司令听。‘……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
曹渊铿锵有力的声音，连站在旁边的李宗仁都听得清清楚楚，除了那些共产主义之类的词句外，他非常赞赏这位敢死队班长的勇敢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魄。蒋介石面色严峻，在话筒中不断重复着“很好，很好”这句话，最后以“本总司令在距武昌城五百米处与你们并肩作战”结束了和曹渊的通话。随后，他又分别和其他几位敢死队长通了话。李宗仁抬起手腕，在昏黄的烛光下看了看表，离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他和蒋介石步出临时搭起的掩蔽部外，望着黑糊糊的武昌城垣，城上稀稀拉拉地挂着一串灯笼，隐约可闻刁斗之声。武汉素有锅炉之称，九月初旬还酷热难耐。此时约莫四更天，凉爽的夜风吹得人精神一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外站了一会儿，都默不作声，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攻城的枪炮声将震撼大地，他们企望勇士的躯体和鲜血能够为他们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他们在外站了一会儿，又双双返回掩蔽部内，半小时是那么漫长，蒋介石忽然问道：
“德邻老弟，你这里可有象棋？”
李宗仁颇感意外地问道：“想不到总司令在战阵之中尚有弈棋之雅趣？”
蒋介石笑道：“民国十一年夏，孙总理被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凡五十六日，总理在指挥作战之闲暇，除读书外，还要我陪他下棋哩！”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沉着镇静很是钦佩，他命卫士找来一副象棋，蒋介石铺开棋盘，迅速摆上棋子，对李宗仁笑道：
“这是我与孙总理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没下完的一盘棋局，我们就此对弈，你就执孙总理的棋子吧。”
李宗仁颇感兴趣地问道：“总司令与孙总理这局棋为何没下完呢？”
蒋介石道：“我们正在对弈之时，忽听‘轰’的一声巨响，永丰舰猛地一震，原来是叛军施放的水雷在永丰舰不远处爆炸了，孙总理虽镇静如常，但我为了护卫总理之安全，即率卫士和水兵跳上小艇前去搜捕，后来在一个港汊里抓住了放水雷的叛军。当日又接我军在南雄回救广州的败讯，孙总理决计乘英舰‘轩摩号’出走香港，因此这局棋没下完。”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只有李宗仁没见过孙中山，现在听蒋介石讲起往事，对孙中山更是肃然起敬。但对蒋介石说的这盘残局，却又有些将信将疑，因为在戎马倥偬之中，事过多年又如何还能一棋不错地摆得出当时的棋局呢？纵使孙总理仍然健在，怕也难再记得起来了。李宗仁每与蒋介石谈话，蒋都是以孙总理的嫡传者自居，似乎除了他之外，别人都是旁门左道，再也没有资格继承孙总理的主义了。一局未了，李宗仁见发起总攻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五分钟，便站起来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我准备下攻击令了，打下武昌之后，我们再继续下吧！”
蒋介石非常认真地说道：“很好，很好，不过，你一定要记住这盘棋局。”
李宗仁这下才真正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笑着意味深长地说道：
“总司令，我无缘与孙总理对弈，却能从您这里得到孙总理之真传，今后，我便可对人说起在武昌城下与总司令下的这盘难忘的棋啊！”
蒋介石满意地笑道：“啊，德邻同志，你真不愧是孙总理忠实的信徒，是我的好兄弟！”
李宗仁却皱起眉头显得有些为难地说道：“总司令，遗憾的是我的记性太差，这盘棋局，恐怕记不住呀！”
蒋介石用手指着棋盘反复说道：“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离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分钟，李宗仁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筒，与各师、团通上了电话。当手表的指针指到九月五日凌晨三点正时，他对着电话筒庄严地下达了攻城命令。霎时间，北伐军所有的大炮、机枪一齐怒吼，无数条火蛇呼啸着直扑到武昌城头上。城上城下和那坚实的城墙身上，立即迸射出密密麻麻的火花，偌大的武昌城，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大团火红的锻件，一个巨人正挥舞着万钧大锤，朝那巨型锻件上猛烈地锤打着，要把它锤扁、打平。炮击过后，只听一阵阵海啸般的呼喊，九支攻城敢死队，扛抬着数丈长的竹梯，像九支利箭，冲向护城壕。敌军也枪炮齐发，向城下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李宗仁和蒋介石走出指挥部，敌炮在身后身前不分点地爆炸，李宗仁忙道：
“总司令请回掩蔽部去，这里危险！”
蒋介石似乎没听到李宗仁的劝说，看了一下，突然说道：
“德邻，我们到城下看看去！”
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前两次攻城，别说他这位攻城总指挥没到城下去过，便是师、团长也还没亲自到城墙下指挥的，现在听蒋总司令要到城下去，他如何敢做决定，仍然劝道：
“城下太危险，总司令去不得！”
“黑夜攻城，视界不清，你我身为将帅，怎能躲在掩蔽部里指挥，你不去，我也要去了！”
蒋介石坚决得使李宗仁不能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十几名卫士，在敌火下跃进、匍匐、翻滚，越过护城壕，来到保安门下。一颗炮弹在蒋介石左侧爆炸，腾起的尘土落下来，直泻到他那披风上。李宗仁看了蒋介石一眼，在敌炮火的光亮中，蒋介石竟无半点惊慌之色。保安门城垣较别处高，扑攻保安门的乃是第七军的一支敢死队，战士们将数丈高的竹梯架到城墙上，还来不及爬城，便被敌军扔下的手榴弹和密集的枪弹射杀，数具竹梯，皆被炸毁。勇士们随即缘附城郭民房而上，希图登城，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炸罐纷纷投到民房上，又倾倒大批煤油，顿时烈焰冲天，登上民房的敢死队员全部葬身火海。第二批敢死队前仆后继，又冲了上去。蒋介石扭头对李宗仁道：
“我们马上回指挥部去！”
李宗仁和蒋介石冒着弹雨，急速赶回攻城指挥部，随他们前去的那十几名卫士，竟有一半没有回来。蒋介石那黑色披风上，也被子弹击穿好几个洞。一回到指挥部，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筒，要通了第十二师的电话，师长张发奎报告道：
“报告总司令，我师敢死队三百余人，除队长欧震和一名排长外，余皆伤亡，其中负伤未死者仅五六十人！”
独立团叶挺团长报告道：“独立团敢死队在曹渊营长的率领下，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射击，冲过城壕，到达城墙下，竖起竹梯登城。一部分官兵登上了城墙，与守敌英勇搏斗，终因敌众我寡，登上城的五十九名官兵，全部牺牲。到达城下的官兵，也遭到重大伤亡。现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团敢死队三百五十人，现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总司令指示！”
蒋介石紧紧抓着电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李宗仁知一时无法攻下武昌城，便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部队伤亡太大了，天已拂晓，可否暂停攻城？”
蒋介石将电话筒递给李宗仁，说道：“请你下命令吧！”
李宗仁随即向各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和蒋介石步出指挥部，这时天已放亮，只见武昌城下，北伐军尸体枕藉，但是那些尸体都是向前倾倒的，勇士们在冲锋时壮烈牺牲的场面，犹历历在目。蒋介石和李宗仁看了，默言良久。这时，只见一骑马如飞而来，直到蒋、李面前，骑者是总司令部的通讯参谋，下马后向蒋介石敬礼报告道：
“总司令，朱培德军长急电！”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朱培德在醴陵发来的告急电报，报告孙传芳由江西正向湖南进军，其前锋已与第三军在湘赣边境激战，请总司令急调援军。否则北伐军后路有被截断之危险。
那参谋接着报告道：“白参谋长请总司令速回总司令部去。”
蒋介石盯着朱培德的电报，一言不发……
或是作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之时，便可不攻自破。”
李宗仁道：“吴佩孚以汀泗桥、贺胜桥之天险尚不能阻挡我军，一座武昌城岂能挡我兵锋。兵贵神速，我们必须在吴佩孚被我杀得惊魂不定之时一举攻破武昌！”
长沙会议时，已决定第四军隶属李宗仁指挥，现在攻到武昌城下的恰是第四、七两军，李宗仁当下自任武昌攻城总指挥，指挥两军，准备向武昌城发起猛烈攻击。湖北民众久受北洋军阀蹂躏，见北伐军来到，皆自动前来效力攻城，短短两个多小时，他们便送来大批竹梯、门板，以备攻城之用。他们自告奋勇为攻城部队充当向导，组织担架队为攻城部队救护伤员。李宗仁见攻城准备就绪，一声令下，第四、七两军勇士，扛抬着竹梯、门板，在向导的指引之下，越过护城壕，争先恐后冲向城下。但武昌城高且坚，守城敌军早有准备，北伐军越过护城壕后，城上灯火齐明，照得城下百十米内如同白昼，北伐军刚接近城垣，便在敌火下暴露无遗，城上机关枪、手榴弹如倾盆大雨，直泻在攻城勇士们的身上，前临坚城，后有深壕，进退不能，越过护城壕的攻城勇士，尚未架梯爬城，已大部壮烈牺牲。李宗仁见状，急令收兵，北伐军第一次攻城只得无功而返。
第三天，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召集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及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在武昌城南殷家湾车站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为副总指挥，定于九月三日凌晨三时，再次向武昌城发起总攻。这次攻城，虽经五个小时的激战，但因敌人炮火猛烈，北伐军伤亡重大，只得停止进攻，退回原地与敌对峙。
九月四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偕参谋长白崇禧抵达武昌城下。蒋总司令闻知两次攻城受挫，便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的报告。唐、李、陈皆认为，武昌城高且坚，不宜硬攻，通过两次攻城失利的教训，应改为长期围困，使敌不战而降。白崇禧和加仑将军亦同意这一看法。蒋介石听了，立即站了起来，挥了一下他那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用眼睛紧盯着唐生智、李宗仁和陈可钰，严厉地命令道：
“武昌城限四十八小时内攻下！”
唐、李、陈三位军长心中不由震了一下，但仍端坐不动，只以眼睛望着蒋介石的白手套，他们实在不敢正视蒋总司令那双锋芒逼人的眼睛。
“据我得到的准确情报，孙传芳即将大举西犯，如我们屯兵于坚城之下，便是中了吴、孙之计。目下，吴佩孚在汉口正续调北方精锐高汝梧、靳云鄂部南下驰援武汉，孙传芳已设总司令部于九江，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以夺取湖南为目标，截断我军后路，然后夹击我军于湘鄂境内，形势相当严重！我们必须在孙军出动之前，迅速解决吴佩孚，攻占武汉三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蒋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扫得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连头都抬不起来。他也不看自己的部属一眼，又接着“开枪”扫射起来：
“限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拿下武昌城！我命令：李德邻军长任攻城军官长，以陈可钰为副官长，以第七军为左翼军，第四军及第一军之第二师为右翼军。此次攻城，应以东征时，攻惠州城之经验为鉴，各军组织敢死队，以营长为队长，每队三百至四百人，组成连、排、班。每班十人至十二人，携竹梯一架。每名队员配备驳壳枪、手榴弹、斧头和白布符号。敢死队员登城之后，齐呼‘革命胜利万岁’！号兵吹冲锋号，各部以有力之轻重火器掩护登城部队扩大战果。攻入城后，第一军之第二师、第四军之第十师肃清蛇山以北之敌，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独立团、第七军肃清蛇山及蛇山以南之敌。在李德邻发起攻城命令之时，唐孟潇应随第八军渡过长江，夺取汉阳，攻占汉口，进出武胜关，截断敌军对武昌之增援。”
李宗仁虽然被蒋介石的“马克沁机枪”扫射得有些昏头昏脑，但见蒋介石决心果断，对形势和战局的分析颇使人信服，对攻城之部署亦有独到之处，便依令而行。会议结束后，唐生智即受命指挥攻夺汉口的战斗，匆匆驰往长江上游指挥渡江。
当日下午六时，由第四军和第七军编组的九支敢死队约三千人，在中路军指挥部门口的一块草坪上，听蒋总司令训话。蒋介石一身戎装，马靴锃亮，使他那瘦长的身材显得十分精干，气宇轩昂，他站立在临时搭成的司令台上，颇有拿破仑的风度。
“……看到武昌城，就使本总司令想到了惠州城！”总司令的“马克沁机枪”开始扫射了，他那一口浙江国语，在此时此地听起来，使人顿增几分肃穆之感。
“号称天险的惠州要塞，据说在历史上从未被攻破过，我军东征曾受挫于惠州城下。但在第二次东征中，在本军的强攻之下，惠州天险一举而破。那次攻坚战役，本军组织了敢死队，每队前两名士兵，各执党旗和军旗，抬梯子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负有保护任务的三人小组。先导部队以纵队前进。敌人的猛烈炮火使攻城部队失去了很多优秀士兵，他们倒下了，但他们后面的战友立即拿起梯子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攻惠州城是我黄埔军校学生军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率队打先锋，刘团长牺牲在惠州城下，他率领攻城的四十名敢死队员，活着的只有十八人，他的第四团在攻城后竟没有剩下一名军官。面对武昌城，我数万忠于孙总理主义之北伐将士，难道会没有刘尧宸团长这样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吗？”
蒋总司令那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着，劈斩着，像一把闪着白光的利剑。敢死队员们的热血沸腾了。叶挺独立团的敢死队队长，第一营营长曹渊振臂高呼：
“打倒军阀！”
“誓死攻下武昌城！”
口号声响彻云
霄，攻城军官长李宗仁看着演说完毕的总司令，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李宗仁觉得，蒋总司令的言行神态，像中国的拿破仑，而不像俄国共产主义的传人，虽然他曾遵奉孙总理之命到俄国共产党那里去取过经。李宗仁感到，跟这位神气十足的总司令共事，既安全又危险，安全的是这位满口革命词藻的总司令，不会在中国推行共产党那一套——尽管他现在依靠共产党人，或许那是一种策略，一种韬晦之术；危险的是，这位总司令使人难以捉摸，他看上去有点像一匹马戏团里驯善的狮子，尽管他可以和你友善地合作共处，但总使你对他放心不下，不知何时他会回头狠狠地咬你一口，使你防不胜防……
九月五日，这是农历朔日的前两天，临近早晨三点，天空暗无星月，大地上一片漆黑，总司令蒋介石身披一件黑色披风，带着一班卫士，突然出现在李宗仁的攻城司令部，李宗仁感到十分诧异，忙说道：
“总司令，我军即将发起攻城战斗，我的司令部在敌炮火的射界之内，非常危险，请总司令还是回到总司令部去坐镇指挥。”
蒋介石从容地说道：“我留健生在总司令部照应后方。这次攻城，关系我军之前途，本总司令决心与攻城部队共存亡！”
李宗仁听了甚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蒋总司令未做过下级军官，无战地经验，他的司令部离攻城部队的距离又是那么近，他担心攻击发起之后总司令受惊或是受伤，都将对全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还是劝道：
“攻城牺牲自有我等将士担承，总司令不必亲冒矢石。”
蒋介石拉着李宗仁的手，深情地说道：“德邻同志，我们是换过帖的兄弟呀，情同手足，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之交，在于今日！”
李宗仁看着蒋介石的眼睛——只有在这时，或许是因为有暗夜的掩护，蒋介石又离他那么近，他才敢认认真真地看着蒋介石那双眼睛，平素那双锐利逼人而又阴森冷酷多疑，使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里，现在竟变得如此诚挚而热切，充满信誓旦旦的手足之情。李宗仁感动了！但他又觉得，蒋介石的话说得似乎有点多余，因为在战争中，军人之间只有官长与部属关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听命于上级，绝非兄弟关系之可比。对于违抗命令，临阵退却或触犯军纪者，则无论是父子兄弟，皆绳之以军法。他虽然和蒋介石换帖成了把兄弟，但他并不因为蒋是他的把兄才听命于蒋，而是因为蒋是全军的总司令，他才接受他的指挥，听命于他，对他负责，为他流血牺牲攻城夺地。
这时，蒋介石拿起电话筒，命令道：“我是蒋总司令，我要与各敢死队分别通话！”
电话兵一听是蒋总司令要亲自通话，首先便接通了独立团的电话。电话筒中，立即传来一个激昂的声音：
“我是独立团敢死队长曹渊，请总司令训示！”
“嗯，曹营长，你们准备得怎么样？”蒋介石关切地问道。
“报告总司令，职营敢死队三百五十人，多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全队官兵皆誓为攻下武昌城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刚接到一位共产党员班长交来的一封信、一包衣服和五元钱。他对我说：‘营长，怕死是攻不下武昌城的。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
敢死队长曹渊因心情异常激动，一发而不可止，他接着说道：“容我将这封信的一段念给总司令听。‘……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
曹渊铿锵有力的声音，连站在旁边的李宗仁都听得清清楚楚，除了那些共产主义之类的词句外，他非常赞赏这位敢死队班长的勇敢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魄。蒋介石面色严峻，在话筒中不断重复着“很好，很好”这句话，最后以“本总司令在距武昌城五百米处与你们并肩作战”结束了和曹渊的通话。随后，他又分别和其他几位敢死队长通了话。李宗仁抬起手腕，在昏黄的烛光下看了看表，离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他和蒋介石步出临时搭起的掩蔽部外，望着黑糊糊的武昌城垣，城上稀稀拉拉地挂着一串灯笼，隐约可闻刁斗之声。武汉素有锅炉之称，九月初旬还酷热难耐。此时约莫四更天，凉爽的夜风吹得人精神一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外站了一会儿，都默不作声，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攻城的枪炮声将震撼大地，他们企望勇士的躯体和鲜血能够为他们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他们在外站了一会儿，又双双返回掩蔽部内，半小时是那么漫长，蒋介石忽然问道：
“德邻老弟，你这里可有象棋？”
李宗仁颇感意外地问道：“想不到总司令在战阵之中尚有弈棋之雅趣？”
蒋介石笑道：“民国十一年夏，孙总理被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凡五十六日，总理在指挥作战之闲暇，除读书外，还要我陪他下棋哩！”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沉着镇静很是钦佩，他命卫士找来一副象棋，蒋介石铺开棋盘，迅速摆上棋子，对李宗仁笑道：
“这是我与孙总理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没下完的一盘棋局，我们就此对弈，你就执孙总理的棋子吧。”
李宗仁颇感兴趣地问道：“总司令与孙总理这局棋为何没下完呢？”
蒋介石道：“我们正在对弈之时，忽听‘轰’的一声巨响，永丰舰猛地一震，原来是叛军施放的水雷在永丰舰不远处爆炸了，孙总理虽镇静如常，但我为了护卫总理之安全，即率卫士和水兵跳上小艇前去搜捕，后来在一个港汊里抓住了放水雷的叛军。当日又接我军在南雄回救广州的败讯，孙总理决计乘英舰‘轩摩号’出走香港，因此这局棋没下完。”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只有李宗仁没见过孙中山，现在听蒋介石讲起往事，对孙中山更是肃然起敬。但对蒋介石说的这盘残局，却又有些将信将疑，因为在戎马倥偬之中，事过多年又如何还能一棋不错地摆得出当时的棋局呢？纵使孙总理仍然健在，怕也难再记得起来了。李宗仁每与蒋介石谈话，蒋都是以孙总理的嫡传者自居，似乎除了他之外，别人都是旁门左道，再也没有资格继承孙总理的主义了。一局未了，李宗仁见发起总攻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五分钟，便站起来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我准备下攻击令了，打下武昌之后，我们再继续下吧！”
蒋介石非常认真地说道：“很好，很好，不过，你一定要记住这盘棋局。”
李宗仁这下才真正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笑着意味深长地说道：
“总司令，我无缘与孙总理对弈，却能从您这里得到孙总理之真传，今后，我便可对人说起在武昌城下与总司令下的这盘难忘的棋啊！”
蒋介石满意地笑道：“啊，德邻同志，你真不愧是孙总理忠实的信徒，是我的好兄弟！”
李宗仁却皱起眉头显得有些为难地说道：“总司令，遗憾的是我的记性太差，这盘棋局，恐怕记不住呀！”
蒋介石用手指着棋盘反复说道：“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离总攻的时间还有三分钟，李宗仁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筒，与各师、团通上了电话。当手表的指针指到九月五日凌晨三点正时，他对着电话筒庄严地下达了攻城命令。霎时间，北伐军所有的大炮、机枪一齐怒吼，无数条火蛇呼啸着直扑到武昌城头上。城上城下和那坚实的城墙身上，立即迸射出密密麻麻的火花，偌大的武昌城，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大团火红的锻件，一个巨人正挥舞着万钧大锤，朝那巨型锻件上猛烈地锤打着，要把它锤扁、打平。炮击过后，只听一阵阵海啸般的呼喊，九支攻城敢死队，扛抬着数丈长的竹梯，像九支利箭，冲向护城壕。敌军也枪炮齐发，向城下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李宗仁和蒋介石走出指挥部，敌炮在身后身前不分点地爆炸，李宗仁忙道：
“总司令请回掩蔽部去，这里危险！”
蒋介石似乎没听到李宗仁的劝说，看了一下，突然说道：
“德邻，我们到城下看看去！”
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前两次攻城，别说他这位攻城总指挥没到城下去过，便是师、团长也还没亲自到城墙下指挥的，现在听蒋总司令要到城下去，他如何敢做决定，仍然劝道：
“城下太危险，总司令去不得！”
“黑夜攻城，视界不清，你我身为将帅，怎能躲在掩蔽部里指挥，你不去，我也要去了！”
蒋介石坚决得使李宗仁不能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十几名卫士，在敌火下跃进、匍匐、翻滚，越过护城壕，来到保安门下。一颗炮弹在蒋介石左侧爆炸，腾起的尘土落下来，直泻到他那披风上。李宗仁看了蒋介石一眼，在敌炮火的光亮中，蒋介石竟无半点惊慌之色。保安门城垣较别处高，扑攻保安门的乃是第七军的一支敢死队，战士们将数丈高的竹梯架到城墙上，还来不及爬城，便被敌军扔下的手榴弹和密集的枪弹射杀，数具竹梯，皆被炸毁。勇士们随即缘附城郭民房而上，希图登城，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炸罐纷纷投到民房上，又倾倒大批煤油，顿时烈焰冲天，登上民房的敢死队员全部葬身火海。第二批敢死队前仆后继，又冲了上去。蒋介石扭头对李宗仁道：
“我们马上回指挥部去！”
李宗仁和蒋介石冒着弹雨，急速赶回攻城指挥部，随他们前去的那十几名卫士，竟有一半没有回来。蒋介石那黑色披风上，也被子弹击穿好几个洞。一回到指挥部，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筒，要通了第十二师的电话，师长张发奎报告道：
“报告总司令，我师敢死队三百余人，除队长欧震和一名排长外，余皆伤亡，其中负伤未死者仅五六十人！”
独立团叶挺团长报告道：“独立团敢死队在曹渊营长的率领下，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射击，冲过城壕，到达城墙下，竖起竹梯登城。一部分官兵登上了城墙，与守敌英勇搏斗，终因敌众我寡，登上城的五十九名官兵，全部牺牲。到达城下的官兵，也遭到重大伤亡。现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团敢死队三百五十人，现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总司令指示！”
蒋介石紧紧抓着电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李宗仁知一时无法攻下武昌城，便对蒋介石道：
“总司令，部队伤亡太大了，天已拂晓，可否暂停攻城？”
蒋介石将电话筒递给李宗仁，说道：“请你下命令吧！”
李宗仁随即向各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和蒋介石步出指挥部，这时天已放亮，只见武昌城下，北伐军尸体枕藉，但是那些尸体都是向前倾倒的，勇士们在冲锋时壮烈牺牲的场面，犹历历在目。蒋介石和李宗仁看了，默言良久。这时，只见一骑马如飞而来，直到蒋、李面前，骑者是总司令部的通讯参谋，下马后向蒋介石敬礼报告道：
“总司令，朱培德军长急电！”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朱培德在醴陵发来的告急电报，报告孙传芳由江西正向湖南进军，其前锋已与第三军在湘赣边境激战，请总司令急调援军。否则北伐军后路有被截断之危险。
那参谋接着报告道：“白参谋长请总司令速回总司令部去。”
蒋介石盯着朱培德的电报，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