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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你对暴力的本质一无所知。”曾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那个怪物，对索尔·拉斯基如是说。
我们沿着国家广场朝东向国会大厦走去。冬日黄昏的冷光洒在花岗岩建筑上，路上的公交和轿车排出一股股白色的废气。几只鸽子在空无一人的长椅上快活地跳来跳去。
索尔感到胃和大腿上部微微痉挛，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寒冷所致。他们离开国家美术馆后，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等到了。
“你把自己培养成了暴力专家。”哈灵顿用德语说。索尔从未听过这孩子讲过这种语言。“但你其实对暴力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索尔用英语问，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他的脑袋不停转动，一会儿去看从国家美术馆东栋走出的男人，一会儿去瞅独自坐在远方公园长椅上的男人，一会儿试图看清一辆缓慢移动的轿车的偏光挡风玻璃后的人。你在哪儿，上校？一想到纳粹上校或许就在附近，索尔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你认为暴力是非常态。”哈灵顿继续用纯正的德语说，“但实际上，它却是常态，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
索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话上。他必须把上校引出来——想办法帮弗朗西斯摆脱那个老家伙的控制——他必须找到上校本人。“荒谬。”索尔说，“暴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缺陷。但它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它只是一种疾病。疾病是可以根除的，比如小儿麻痹症，还有天花。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根除暴力。”索尔不知不觉换上了学者的口吻。你在哪儿，上校？
哈灵顿大笑起来。那是老人才能发出的笑声，不连贯，还带着痰音。索尔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不禁毛骨悚然。他突然觉得，弗朗西斯的脸——红短发，高颧骨上长着雀斑——仿佛是覆盖在另一个人的颅骨上的面具。长雨衣下，哈灵顿的身体看上去竟然很结实，就像这孩子增肥了或者穿着好几件毛衣一样。
“你根除不了暴力，正如你根除不了爱、仇恨和笑声一样。”威利·冯·伯夏特的声音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嘴里冒出来，“对暴力的热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即便是弱者也希望能成为挥舞皮鞭的强者。”
“荒谬。”索尔说。
“荒谬？”哈灵顿反问道。他们穿过麦迪逊大道，来到国会大厦倒映池下的国家广场。哈灵顿坐在面向第三街的公园长椅上。索尔也坐在椅子上，检视视野中的每一张脸。这里没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像上校。
“我亲爱的犹太人，”哈灵顿说，“看看以色列都干了什么。”
“什么？”索尔转身看着弗朗西斯。这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孩子。“什么意思？”
“你的第二祖国最擅长向敌人施加暴力。”哈灵顿说，“它的哲学是‘以牙还牙’，它的策略是有仇必报，它的骄傲是反应迅捷的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只是在自卫。”索尔说。这场荒诞不经的对话让他有些头晕。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上方的国会大厦穹顶上。
哈灵顿又笑了。“不错，我忠实的小兵。以自卫为借口的暴力往往更好听。德国国防军也打过同样的旗号。以色列有敌人，不是吗？第三帝国也有敌人。但这些敌人都不如犹太人坏，因为你们在摧毁第三帝国的时候把自己描述为绝望的受害者，而在向巴勒斯坦人施加暴力的时候又把自己吹嘘为英雄。”
索尔没有接话。上校只是在用反犹主义思想挑衅他。“你找我干什么？”索尔淡淡地问。
哈灵顿扬起眉毛。“难道我就不能来找一位老朋友聊点儿有趣的话题吗？”他用英语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灵顿耸耸肩。“可以说，是你找到了我。”他用不属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异而沙哑的声音说，“得知我可爱的小兵到了查尔斯顿，我惊讶极了。这儿离切姆诺可真远啊，我的小逃兵。”
索尔本想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约四十年前被上校精神强奸的那段经历，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传、难以抹除的亲密感。索尔知道，尽管岁月侵蚀了人的样貌，他还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上校——实际上，他之前就在纪录片中发现了上校。于是索尔改口问：“你从查尔斯顿就开始跟踪我？”
哈灵顿笑道：“如果能听听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我会非常开心。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帝国的道德问题。”
“或许吧。”索尔说，“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得了狂犬病的狗有没有理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杀了那条狗。”
“不错。”哈灵顿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最终解决方案。你们犹太人从来都不是软弱的民族。”
索尔颤抖起来。在这个说话冷静的傀儡背后，藏着一个亲手杀害了几十乃至几千人的恶魔。在索尔看来，上校之所以会找到他，并且从查尔斯顿一直跟踪他，无非就是为了杀掉他。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又名威廉·波登——处心积虑地制造自己已死的假象。索尔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上校完全没有必要在索尔面前现身，除非他打算玩最后一场猫鼠游戏。索尔的手探入口袋深处，抓住一摞包装好的硬币。自从三十六年前离开波兰的猫头鹰森林之后，这是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武器。
如果他能把弗朗西斯打晕——索尔知道，这比功夫电影里难多了——接下来怎么办？逃跑。但是，要怎样阻止上校侵入他的思想呢？一想到要再次经历精神强奸，索尔就浑身发抖。他可不愿恍恍惚惚地闯进黄昏的车流，稀里糊涂地死去……
他不会抛弃弗朗西斯。索尔捏紧银币，开始慢慢抽出拳头。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还能复原——索尔瞥了眼这张人皮面具，心想他应该没救了——但自己必须试试。他怎样才能把一个昏迷的人在国家广场上搬运一个街区，抬到租来的车上？索尔知道，在华盛顿，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他决定将昏迷的弗朗西斯留在长椅上，跑回车边，快速驾车来到第三街，靠边停下，再将这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甩进后座。
索尔想不出任何能防止上校侵入自己思想的办法。无妨。他若无其事地将握着硬币的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用身体挡住。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哈灵顿说。
“什么？”索尔的心脏狂跳起来，以至于几乎说不出话。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上校重复道，让哈灵顿站了起来，“我想你乐意见他。”
索尔仍坐在原位。他拳头握得太紧，连胳膊也跟着抖起来。
“你跟我走么，犹太人？”上校的德语腔调同三十八年前他在切姆诺的牢房里说话时一模一样。
“走。”索尔说着站起身，将双手放进外套口袋，跟着弗朗西斯·哈灵顿步入骤
然降临的黑暗之中。
这是今年最短的一天。一些耐寒的游客正在等公交，或者匆匆走向自己的汽车。索尔与哈灵顿沿着宪法大道经过国会大厦，站在参议员办公大楼室内停车场的出口边。几分钟后，自动门打开了，一辆轿车缓缓驶出。哈灵顿快步走下斜坡，索尔紧随其后，在金属门落下时迅速低头。两个警卫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红脸的胖警卫朝他们走来。“你们他妈的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嚷嚷道，“快点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
“嘿，抱歉！”哈灵顿喊道，恢复了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声音，“我们本来获准见凯洛格参议员，但他让我们进的那道门关上了，我们去敲门的时候没有人应门——”
“走主门。”警卫说，继续挥着手。另一个警卫站在岗亭旁边，右手按在转轮手枪上，警觉地注视着索尔和哈灵顿。“五点后就不能再进了。马上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快点儿！”
“这就走。”哈灵顿热情地答应着，从大衣下掏出一把自动手枪，不容分说就开了一枪。子弹从警卫的右眼射入，贯穿头颅。另一个警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动弹不得。第一枪响起的时候，索尔也不禁缩了缩头。但他现在发现，另一个警卫之所以不动，不是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自然反应。那人正用尽全身力气，试图移动右臂，但他的手却像中风了一样颤抖不已。他的额头和上唇渗出了密密的汗水，双眼瞪得大如铜铃。
“太晚了。”哈灵顿说，朝那人的胸膛和脖子连射四枪。
索尔听见噗噗噗几声闷响，意识到那枪管之所以长是因为安装了消音器。他迈开脚步，但一看见哈灵顿朝他挥了挥枪，他就立刻僵住了。“把他们拖进来。”索尔只好照做。他把胖警卫拽上斜坡，放进警亭里。他呼出的气体遇冷立刻凝成了雾。
哈灵顿卸下弹匣，又啪的一声拍入另一个弹匣。他蹲下来，捡起五个弹壳。“我们上楼吧。”他说。
“他们有监控摄像头。”索尔气喘吁吁地说。
“是啊，但只在楼里面有。”哈灵顿说，又换成了德语，“地下室里只有一部电话。”
“他们会发现警卫不见了。”索尔用更笃定的声音说。
“你是肯定的。”哈灵顿说，“我建议你快点儿上楼。”
他们来到一楼，进入走廊。一个正读报的警卫惊讶地抬起头：“抱歉，先生，这里关闭了——”哈灵顿朝他的胸膛开了两枪，把他的尸体拖进楼梯间。索尔无力地靠在木门上。他感觉双腿发软，怀疑自己快要病了。他考虑过逃跑，考虑过尖叫，但最终只是抓着栎木门撑住身体。
“电梯。”哈灵顿说。
三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但索尔听见拐角后面传来谈笑的声音。哈灵顿打开了右侧的第四道门。
一个年轻人正在将防尘罩罩在IBM打字机上。“抱歉，”她说，“现在已经过了——”
哈灵顿发射的子弹准确地射入了她的左太阳穴。她瘫倒在地，几乎没有发出半点儿声响。哈灵顿从地上捡起滑落的防尘罩，重新罩在打字机上，然后揪住索尔的外套，拽着他穿过一个空接待室和一个没有照明的大办公室。从窗帘的缝隙中，索尔瞥见了被灯光照亮的国会大厦圆顶。
哈灵顿打开了另一扇门，迈进房间。“你好，特拉斯科。”他用英语说。
桌后的瘦男人略显诧异地抬起头。几乎就在同时，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壮男人从皮沙发上猛地扑向他们。哈灵顿朝保镖开了两枪，上前检查了从保镖手中掉落的枪，然后朝他的左耳后部开了第三枪。保镖在地上抽搐，脚踢了下厚地毯，然后便一动不动了。
聂曼·特拉斯科毫无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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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你对暴力的本质一无所知。”曾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那个怪物，对索尔·拉斯基如是说。
我们沿着国家广场朝东向国会大厦走去。冬日黄昏的冷光洒在花岗岩建筑上，路上的公交和轿车排出一股股白色的废气。几只鸽子在空无一人的长椅上快活地跳来跳去。
索尔感到胃和大腿上部微微痉挛，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寒冷所致。他们离开国家美术馆后，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等到了。
“你把自己培养成了暴力专家。”哈灵顿用德语说。索尔从未听过这孩子讲过这种语言。“但你其实对暴力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索尔用英语问，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他的脑袋不停转动，一会儿去看从国家美术馆东栋走出的男人，一会儿去瞅独自坐在远方公园长椅上的男人，一会儿试图看清一辆缓慢移动的轿车的偏光挡风玻璃后的人。你在哪儿，上校？一想到纳粹上校或许就在附近，索尔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你认为暴力是非常态。”哈灵顿继续用纯正的德语说，“但实际上，它却是常态，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
索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话上。他必须把上校引出来——想办法帮弗朗西斯摆脱那个老家伙的控制——他必须找到上校本人。“荒谬。”索尔说，“暴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缺陷。但它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它只是一种疾病。疾病是可以根除的，比如小儿麻痹症，还有天花。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根除暴力。”索尔不知不觉换上了学者的口吻。你在哪儿，上校？
哈灵顿大笑起来。那是老人才能发出的笑声，不连贯，还带着痰音。索尔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不禁毛骨悚然。他突然觉得，弗朗西斯的脸——红短发，高颧骨上长着雀斑——仿佛是覆盖在另一个人的颅骨上的面具。长雨衣下，哈灵顿的身体看上去竟然很结实，就像这孩子增肥了或者穿着好几件毛衣一样。
“你根除不了暴力，正如你根除不了爱、仇恨和笑声一样。”威利·冯·伯夏特的声音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嘴里冒出来，“对暴力的热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即便是弱者也希望能成为挥舞皮鞭的强者。”
“荒谬。”索尔说。
“荒谬？”哈灵顿反问道。他们穿过麦迪逊大道，来到国会大厦倒映池下的国家广场。哈灵顿坐在面向第三街的公园长椅上。索尔也坐在椅子上，检视视野中的每一张脸。这里没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像上校。
“我亲爱的犹太人，”哈灵顿说，“看看以色列都干了什么。”
“什么？”索尔转身看着弗朗西斯。这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孩子。“什么意思？”
“你的第二祖国最擅长向敌人施加暴力。”哈灵顿说，“它的哲学是‘以牙还牙’，它的策略是有仇必报，它的骄傲是反应迅捷的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只是在自卫。”索尔说。这场荒诞不经的对话让他有些头晕。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上方的国会大厦穹顶上。
哈灵顿又笑了。“不错，我忠实的小兵。以自卫为借口的暴力往往更好听。德国国防军也打过同样的旗号。以色列有敌人，不是吗？第三帝国也有敌人。但这些敌人都不如犹太人坏，因为你们在摧毁第三帝国的时候把自己描述为绝望的受害者，而在向巴勒斯坦人施加暴力的时候又把自己吹嘘为英雄。”
索尔没有接话。上校只是在用反犹主义思想挑衅他。“你找我干什么？”索尔淡淡地问。
哈灵顿扬起眉毛。“难道我就不能来找一位老朋友聊点儿有趣的话题吗？”他用英语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灵顿耸耸肩。“可以说，是你找到了我。”他用不属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异而沙哑的声音说，“得知我可爱的小兵到了查尔斯顿，我惊讶极了。这儿离切姆诺可真远啊，我的小逃兵。”
索尔本想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约四十年前被上校精神强奸的那段经历，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传、难以抹除的亲密感。索尔知道，尽管岁月侵蚀了人的样貌，他还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上校——实际上，他之前就在纪录片中发现了上校。于是索尔改口问：“你从查尔斯顿就开始跟踪我？”
哈灵顿笑道：“如果能听听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我会非常开心。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帝国的道德问题。”
“或许吧。”索尔说，“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得了狂犬病的狗有没有理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杀了那条狗。”
“不错。”哈灵顿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最终解决方案。你们犹太人从来都不是软弱的民族。”
索尔颤抖起来。在这个说话冷静的傀儡背后，藏着一个亲手杀害了几十乃至几千人的恶魔。在索尔看来，上校之所以会找到他，并且从查尔斯顿一直跟踪他，无非就是为了杀掉他。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又名威廉·波登——处心积虑地制造自己已死的假象。索尔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上校完全没有必要在索尔面前现身，除非他打算玩最后一场猫鼠游戏。索尔的手探入口袋深处，抓住一摞包装好的硬币。自从三十六年前离开波兰的猫头鹰森林之后，这是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武器。
如果他能把弗朗西斯打晕——索尔知道，这比功夫电影里难多了——接下来怎么办？逃跑。但是，要怎样阻止上校侵入他的思想呢？一想到要再次经历精神强奸，索尔就浑身发抖。他可不愿恍恍惚惚地闯进黄昏的车流，稀里糊涂地死去……
他不会抛弃弗朗西斯。索尔捏紧银币，开始慢慢抽出拳头。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还能复原——索尔瞥了眼这张人皮面具，心想他应该没救了——但自己必须试试。他怎样才能把一个昏迷的人在国家广场上搬运一个街区，抬到租来的车上？索尔知道，在华盛顿，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他决定将昏迷的弗朗西斯留在长椅上，跑回车边，快速驾车来到第三街，靠边停下，再将这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甩进后座。
索尔想不出任何能防止上校侵入自己思想的办法。无妨。他若无其事地将握着硬币的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用身体挡住。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哈灵顿说。
“什么？”索尔的心脏狂跳起来，以至于几乎说不出话。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上校重复道，让哈灵顿站了起来，“我想你乐意见他。”
索尔仍坐在原位。他拳头握得太紧，连胳膊也跟着抖起来。
“你跟我走么，犹太人？”上校的德语腔调同三十八年前他在切姆诺的牢房里说话时一模一样。
“走。”索尔说着站起身，将双手放进外套口袋，跟着弗朗西斯·哈灵顿步入骤
然降临的黑暗之中。
这是今年最短的一天。一些耐寒的游客正在等公交，或者匆匆走向自己的汽车。索尔与哈灵顿沿着宪法大道经过国会大厦，站在参议员办公大楼室内停车场的出口边。几分钟后，自动门打开了，一辆轿车缓缓驶出。哈灵顿快步走下斜坡，索尔紧随其后，在金属门落下时迅速低头。两个警卫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红脸的胖警卫朝他们走来。“你们他妈的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嚷嚷道，“快点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
“嘿，抱歉！”哈灵顿喊道，恢复了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声音，“我们本来获准见凯洛格参议员，但他让我们进的那道门关上了，我们去敲门的时候没有人应门——”
“走主门。”警卫说，继续挥着手。另一个警卫站在岗亭旁边，右手按在转轮手枪上，警觉地注视着索尔和哈灵顿。“五点后就不能再进了。马上滚开，不然我就逮捕你们，快点儿！”
“这就走。”哈灵顿热情地答应着，从大衣下掏出一把自动手枪，不容分说就开了一枪。子弹从警卫的右眼射入，贯穿头颅。另一个警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动弹不得。第一枪响起的时候，索尔也不禁缩了缩头。但他现在发现，另一个警卫之所以不动，不是因为恐惧而做出的自然反应。那人正用尽全身力气，试图移动右臂，但他的手却像中风了一样颤抖不已。他的额头和上唇渗出了密密的汗水，双眼瞪得大如铜铃。
“太晚了。”哈灵顿说，朝那人的胸膛和脖子连射四枪。
索尔听见噗噗噗几声闷响，意识到那枪管之所以长是因为安装了消音器。他迈开脚步，但一看见哈灵顿朝他挥了挥枪，他就立刻僵住了。“把他们拖进来。”索尔只好照做。他把胖警卫拽上斜坡，放进警亭里。他呼出的气体遇冷立刻凝成了雾。
哈灵顿卸下弹匣，又啪的一声拍入另一个弹匣。他蹲下来，捡起五个弹壳。“我们上楼吧。”他说。
“他们有监控摄像头。”索尔气喘吁吁地说。
“是啊，但只在楼里面有。”哈灵顿说，又换成了德语，“地下室里只有一部电话。”
“他们会发现警卫不见了。”索尔用更笃定的声音说。
“你是肯定的。”哈灵顿说，“我建议你快点儿上楼。”
他们来到一楼，进入走廊。一个正读报的警卫惊讶地抬起头：“抱歉，先生，这里关闭了——”哈灵顿朝他的胸膛开了两枪，把他的尸体拖进楼梯间。索尔无力地靠在木门上。他感觉双腿发软，怀疑自己快要病了。他考虑过逃跑，考虑过尖叫，但最终只是抓着栎木门撑住身体。
“电梯。”哈灵顿说。
三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但索尔听见拐角后面传来谈笑的声音。哈灵顿打开了右侧的第四道门。
一个年轻人正在将防尘罩罩在IBM打字机上。“抱歉，”她说，“现在已经过了——”
哈灵顿发射的子弹准确地射入了她的左太阳穴。她瘫倒在地，几乎没有发出半点儿声响。哈灵顿从地上捡起滑落的防尘罩，重新罩在打字机上，然后揪住索尔的外套，拽着他穿过一个空接待室和一个没有照明的大办公室。从窗帘的缝隙中，索尔瞥见了被灯光照亮的国会大厦圆顶。
哈灵顿打开了另一扇门，迈进房间。“你好，特拉斯科。”他用英语说。
桌后的瘦男人略显诧异地抬起头。几乎就在同时，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壮男人从皮沙发上猛地扑向他们。哈灵顿朝保镖开了两枪，上前检查了从保镖手中掉落的枪，然后朝他的左耳后部开了第三枪。保镖在地上抽搐，脚踢了下厚地毯，然后便一动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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