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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她戴着一顶草帽，在头上微微后倾，白色的宽松衣服上系着灰色的围裙。她金发碧眼，手臂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女性的优雅。
有人走到他和那幅画中间。索尔后退两步，向旁边挪动，以便更好地看画。戴草帽的女孩继续盯着他空出来的地方。索尔说不清这幅画是哪里打动了他。玛丽·卡萨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柔和而模糊的轮廓，给人多愁善感的感觉。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第一次造访国家美术馆时，就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之后，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如同朝圣一般来瞻仰这幅《戴草帽的女孩》。他觉得，也许是女孩圆嘟嘟的面庞和深邃的目光让他想起了妹妹斯特法——妹妹在二战中死于斑疹伤寒——不过斯特法的头发要黑得多，眼睛也不是蓝色的。
索尔从画前转身离开。每次他到美术馆来都告诫自己，这次必须去看看别的地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欣赏当代作品上，但每次他都在这里长时间地注视这个女孩。下次一定得改，他想。
下午一点，索尔来到美术馆餐厅门口，扫视了一圈餐桌。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很快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的艾伦，身后是一盆高高的盆栽。索尔朝他挥了挥手，朝年轻人走去。
“你好，索尔舅舅。”
“你好，艾伦。”
他的外甥站起身，给了索尔一个拥抱。索尔笑逐颜开，抓住男孩的手臂，打量着对方。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三月份艾伦就二十六岁了，但他依然消瘦。艾伦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戴维，黑色卷发和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明显继承自丽贝卡，深深的肤色和高高的颧骨则是戴维的特征——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独特遗传。“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艾伦和他的孪生哥哥才十三岁，身材比同龄人矮小。战争结束五个小时后，索尔才乘飞机来到特拉维夫，无缘作为医务人员参战。但艾伦和艾萨克对舅舅反复讲述了他们的哥哥——空军上尉阿夫纳的丰功伟绩。索尔还详细了解了艾伦和艾萨克的表哥柴姆在戈兰高地率领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两年后，年轻的阿夫纳阵亡了——他驾驶的飞机在埃以消耗战中被埃及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第二年八月，柴姆也牺牲了——在赎罪日战争中死于错误安放的以色列地雷。那年夏天，艾伦十八岁。他从小就患有哮喘，身体虚弱，尽管他几次三番请求参军，但他的父亲戴维就是不同意。
艾伦坚持要像他哥哥艾萨克那样，成为突击队员或者伞兵。但因为哮喘病和近视眼，他被军队拒之门外。艾伦大学毕业后，想出了最后一招。他找到父亲，请求——应该是恳求——父亲托情报部门的熟人为他谋一个职位。1974年6月，艾伦加入了摩萨德。
他没有接受户外行动的训练。摩萨德里有一大批特工曾是突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不需要让这个瘦小而聪明、总是病恹恹的年轻人去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艾伦接受过标准的自卫训练，掌握了武器的操作技巧，甚至精于使用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这种小手枪当时广受摩萨德特工喜爱。不过，他的本职工作是与密码打交道。在特拉维夫干了三年情报联络，再在西奈半岛干了一年的战场通信后，艾伦来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加入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虽然他是戴维·艾希科尔的儿子，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才得到这次工作机会的。
“你过得怎么样，索尔舅舅？”艾伦用希伯来语问。
“很好。”索尔说，“请说英语。”
“好的。”艾伦的英语纯正而自然。
“你父亲和你哥哥现在怎样了？”
“比我们上次谈话时好多了。”艾伦说，“医生认为父亲今年夏天可以在农场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已经被提拔为上校。”
“很好，很好。”索尔说。他低头看着外甥摆出来的三份材料，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既获取艾伦可以的提供情报，又避免将外甥牵扯进来。
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艾伦探过身子，压低声音，急切地问：“索尔舅舅，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索尔眨眨眼。六天前，他给艾打电话，问他能否打探到威廉·波登的信息，或者弗朗西斯·哈灵顿的下落。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多年来，索尔都竭力避免与亲人见面或发生联系，但他一想到年轻的哈灵顿无缘无故消失了就心急如焚，而他去查尔斯顿之后，很可能会漏掉关于波登，也就是上校的关键信息。艾伦用加密电话打过来说：“索尔舅舅，你是想查那个德国上校，对吧？”索尔未加否认。家族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索尔二战时在集中营遇到了一个纳粹军官，此人战后逍遥法外，索尔对此耿耿于怀。“摩萨德绝不会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艾伦补充道。索尔用沉默回答了一切。当伊尔贡和哈伽拿还是活跃的非法武装时，他就同艾伦的父亲一起工作，购买美国武器和兵工厂，将其拆卸后分装运回巴勒斯坦组装起来，装备给犹太军人，以应对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好吧。”艾伦读懂了舅舅的沉默，“我尽量想办法。”
索尔又眨了眨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唔，你是什么意思？”艾伦问。
“我对那个叫波登的人很感兴趣。弗朗西斯是我的学生，他去洛杉矶调查这个人。也许是离婚之类的官司，谁知道呢？弗朗西斯没有按时回来，我听说波登先生也死了。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查查。我就想到了你，艾伦。”
“嗯。”艾伦说。他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舅舅，最终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他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近旁偷听或偷窥。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份材料。“我星期一飞去了洛杉矶。”艾伦说。
“你去了！”索尔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外甥只会在华盛顿打几个电话，动用以色列大使馆里的电脑搜索——特别是摩萨德特工所在的六个房间的电脑——调阅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秘密档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第二天就亲自乘飞机飞去了西海岸。
艾伦挥了挥手，“这没什么。”他说，“我累积了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呢。你什么时候开口求过我们，索尔舅舅？从我小时候起，你就不停地帮助我们，不求回报。你从纽约寄回来的钱供我在海法读完了大学。你只是请我帮一个小忙，我怎么会说不呢？”
索尔揉了揉额头，“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他说，提到了艾伦的小名，“何况，摩萨德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
艾伦对此置若罔闻，“我只是去度假，索尔舅舅。”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在度假期间做了什么？”
索尔点点头。
“这是哈灵顿先生待的地方。”艾伦说，将贝弗利山的一家酒店的黑白照片推过桌子。索尔没有拿起照片，看了一眼就又推了回去。
“我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艾伦说，“哈灵顿先生是十二月八号入住酒店的。有女服务员记得，九号早上，一个与哈灵顿容貌近似的红发年轻人在酒店咖啡馆用过早餐。有搬运工记得，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有人驾驶黄色达特桑汽车离开了酒店停车场，哈灵顿租借的也是同一款车。但搬运工说他不能完全确认开车的就是哈灵顿。”艾伦递过来两张纸，“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影印本——只有一段话——还有警察的报告。十号，也就是星期三，黄色达特桑被发现时，停在机场的赫兹租车行附近。租车行找不到车主，只好将账单寄给了哈灵顿的母亲。十五号，也就是星期一，我到洛杉矶的当天，哈灵顿的母亲收到一张匿名汇票，要求支付329.48美元的房费。汇票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索尔舅舅？”
索尔看着他。
“我猜你不知道。”艾伦说，合上文件夹。“但真正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周，哈灵顿先生业余侦探事务所的两个兼职助手——丹尼斯·利兰和塞尔比·怀特——死于交通事故。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接到一通长途电话之后，他们驾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怎么了，索尔舅舅？”
“没什么。”
“你刚才似乎很不舒服。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怀特是哈灵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他来自海安尼斯港的怀特家族。”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索尔说，“你接着说吧。”
艾伦微微眯眼看着舅舅。索尔记得，艾伦小时候听他讲离奇的睡前故事时，也曾露出过同样怀疑的表情。“无论发生了什么，看上去都是职业杀手所为。”艾伦说，“像是美国黑道家族——新黑手党——干的勾当。出手干净利落。撞死利兰和怀特的卡车至今下落不明。哈灵顿则永远失踪了。但问题是，弗朗西斯·哈灵顿在加利福尼亚究竟干了什么，惹怒了职业杀手——如果杀他们的是黑手党的话——以至于不惜采用古老的方式斩草除根？为什么要将三个人都杀掉？利兰和怀特都有正式工作。他们之所以掺和到哈灵顿的半吊子侦探事务所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在周末找点儿乐子。”哈灵顿去年就接了三个案子，其中两个是帮朋友处理离婚；第三个案子是为一个又老又穷的蠢货寻找四十八年前遗弃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信息你都是怎么查出来的？”索尔轻声问。
“星期三我回来之后同弗朗西斯的兼职秘书谈过，然后在一天晚上去了趟侦探事务所。”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莫迪。你确实有几分像詹姆斯·邦德。”
“嗯。”艾伦说。他扫了一圈餐厅，发现这里已经不提供午餐了，顾客也越来越少。还有些吃得慢的人留在座位上，索尔和艾伦并没有显得非常可疑。所有顾客离他们都有十五英尺以上。餐厅外的地下室走廊里，一个孩子正放声大哭。“我还没说完，索尔舅舅。”他竭力模仿牛仔拉长调子说话。
“继续吧。”
“秘书说，哈灵顿经常接到一个从未表露自己身份的人的电话
。”艾伦说，“警察想知道那人是谁。她告诉警察她不知道……哈灵顿没有留下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记录，除了差旅费之类。不论这个新客户是谁，他委托的案子都让弗朗西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请大学同学来帮忙。”
“嗯。”索尔说。
艾伦啜了口咖啡，“你说哈灵顿是你的一个学生，索尔舅舅。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的成绩单。”
“他旁听了两门课。”索尔说，“战争和人类行为，以及侵害心理学。弗朗西斯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不是因为他迟钝——他很聪明，但他厌学。不过我的课他爱听。继续说吧，莫迪。”
艾伦抿着嘴，神情坚定，索尔忍不住联想到艾伦的父亲戴维·艾希科尔。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农场里，索尔同戴维曾就游击队的道德问题争论到深夜，当时戴维的表情也是如此倔强。“秘书告诉警察，哈灵顿的客户听上去像个犹太人。”艾伦说，“她说她仅凭口音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犹太人。这个人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也许是来自德国或匈牙利。”
“哦？”
“你不打算对我说实话吗，索尔舅舅？”
“现在还不能说，莫迪。我自己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艾伦继续抿着嘴。他拍了拍另外两个文件夹。这两个比第一个更厚。“虽然哈灵顿这条线没查出什么，但这里的材料可劲爆得多。”他说，“我觉得这笔交易划得来。”
索尔眉毛微抬：“不是说帮我的忙吗？怎么变成交易了？”
艾伦叹了口气，打开了第二个文件夹。“威廉·D. 波登，1906年8月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哈巴德。我查到了他1906年的出生证，但此后四十年里，他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而到1946年，社保卡、驾照等身份证明却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脑常会注意到这种异常，但对威廉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我猜，如果我们去哈巴德的墓地走一趟，就会发现夭折的比利·波登的小墓碑——愿天使守护他安息。然而，1946年初，在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成人后的波登先生却突然从天而降，并在第二年搬到纽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相当有钱。他是1948和1949年百老汇演出的幕后赞助者，但他同他赞助的大演员们很少交往，至少我在专栏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闲话。当年曾参加演出、如今已成了老太太的演员也不记得有他这个人。
“1950年，波登去了洛杉矶，并于同一年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从此干上了制片人这一行。六十年代，他名声渐起。好莱坞内部人士称他为‘德国佬’或‘比尔·波登大哥’。他时常召开派对，但并不大张旗鼓，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那家伙简直是个圣人——没有交通违章，甚至没有乱穿马路——什么不良记录都没有。但也有可能他权势极大，以至于将所有不良记录都抹除了。你怎么看，索尔舅舅？”
“你还查到了什么？”
“没有了。”艾伦说，“除了一些电影公司的广告，还有波登先生在贝沙湾的宅邸前门的照片——上面看不到房子——还有《洛杉矶时报》和《综艺》杂志对他上周六遭遇空难的报道。”
“我能看看这些材料吗？”索尔问。
索尔看完之后，艾伦静静地说：“他是你追踪的那个德国人吗，索尔舅舅？是那个上校吗？”
“很可能是。”索尔说，“我想弄个明白。”
“所以，波登所乘坐的飞机遭遇炸弹袭击的同一周，你就派弗朗西斯·哈灵顿去调查他？”
“是的。”
“你的学生和他的两个助手都在随后三天死了。”
“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不知道丹尼斯和塞尔比死了。”索尔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遭遇危险。”
“什么危险？”艾伦追问。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索尔说。
“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索尔舅舅。也许我们能帮你。”
“我们？”
“利瓦伊、丹、杰克·科恩和伯格曼先生。”
“大使馆的人？”
“杰克是我上司，但也是我朋友。”艾伦说，“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帮你。”
“不。”索尔说。
“是不能告诉我还是不想告诉我？”
索尔回头张望，“餐厅马上就要关门了。”他说，“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艾伦嘴角的肌肉松弛下来，“那边的三个人——门口的一对男女，还有离你最近的小伙子——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掩护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你把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没有。只有利瓦伊知道。他毕竟是负责拍照的。”
“拍什么照？”
艾伦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眼皮耷拉在黑色的眼睛上，嘴角露出狰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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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她戴着一顶草帽，在头上微微后倾，白色的宽松衣服上系着灰色的围裙。她金发碧眼，手臂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女性的优雅。
有人走到他和那幅画中间。索尔后退两步，向旁边挪动，以便更好地看画。戴草帽的女孩继续盯着他空出来的地方。索尔说不清这幅画是哪里打动了他。玛丽·卡萨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柔和而模糊的轮廓，给人多愁善感的感觉。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第一次造访国家美术馆时，就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之后，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如同朝圣一般来瞻仰这幅《戴草帽的女孩》。他觉得，也许是女孩圆嘟嘟的面庞和深邃的目光让他想起了妹妹斯特法——妹妹在二战中死于斑疹伤寒——不过斯特法的头发要黑得多，眼睛也不是蓝色的。
索尔从画前转身离开。每次他到美术馆来都告诫自己，这次必须去看看别的地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欣赏当代作品上，但每次他都在这里长时间地注视这个女孩。下次一定得改，他想。
下午一点，索尔来到美术馆餐厅门口，扫视了一圈餐桌。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很快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的艾伦，身后是一盆高高的盆栽。索尔朝他挥了挥手，朝年轻人走去。
“你好，索尔舅舅。”
“你好，艾伦。”
他的外甥站起身，给了索尔一个拥抱。索尔笑逐颜开，抓住男孩的手臂，打量着对方。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三月份艾伦就二十六岁了，但他依然消瘦。艾伦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戴维，黑色卷发和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明显继承自丽贝卡，深深的肤色和高高的颧骨则是戴维的特征——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独特遗传。“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艾伦和他的孪生哥哥才十三岁，身材比同龄人矮小。战争结束五个小时后，索尔才乘飞机来到特拉维夫，无缘作为医务人员参战。但艾伦和艾萨克对舅舅反复讲述了他们的哥哥——空军上尉阿夫纳的丰功伟绩。索尔还详细了解了艾伦和艾萨克的表哥柴姆在戈兰高地率领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两年后，年轻的阿夫纳阵亡了——他驾驶的飞机在埃以消耗战中被埃及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第二年八月，柴姆也牺牲了——在赎罪日战争中死于错误安放的以色列地雷。那年夏天，艾伦十八岁。他从小就患有哮喘，身体虚弱，尽管他几次三番请求参军，但他的父亲戴维就是不同意。
艾伦坚持要像他哥哥艾萨克那样，成为突击队员或者伞兵。但因为哮喘病和近视眼，他被军队拒之门外。艾伦大学毕业后，想出了最后一招。他找到父亲，请求——应该是恳求——父亲托情报部门的熟人为他谋一个职位。1974年6月，艾伦加入了摩萨德。
他没有接受户外行动的训练。摩萨德里有一大批特工曾是突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不需要让这个瘦小而聪明、总是病恹恹的年轻人去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艾伦接受过标准的自卫训练，掌握了武器的操作技巧，甚至精于使用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这种小手枪当时广受摩萨德特工喜爱。不过，他的本职工作是与密码打交道。在特拉维夫干了三年情报联络，再在西奈半岛干了一年的战场通信后，艾伦来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加入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虽然他是戴维·艾希科尔的儿子，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才得到这次工作机会的。
“你过得怎么样，索尔舅舅？”艾伦用希伯来语问。
“很好。”索尔说，“请说英语。”
“好的。”艾伦的英语纯正而自然。
“你父亲和你哥哥现在怎样了？”
“比我们上次谈话时好多了。”艾伦说，“医生认为父亲今年夏天可以在农场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已经被提拔为上校。”
“很好，很好。”索尔说。他低头看着外甥摆出来的三份材料，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既获取艾伦可以的提供情报，又避免将外甥牵扯进来。
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艾伦探过身子，压低声音，急切地问：“索尔舅舅，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索尔眨眨眼。六天前，他给艾打电话，问他能否打探到威廉·波登的信息，或者弗朗西斯·哈灵顿的下落。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多年来，索尔都竭力避免与亲人见面或发生联系，但他一想到年轻的哈灵顿无缘无故消失了就心急如焚，而他去查尔斯顿之后，很可能会漏掉关于波登，也就是上校的关键信息。艾伦用加密电话打过来说：“索尔舅舅，你是想查那个德国上校，对吧？”索尔未加否认。家族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索尔二战时在集中营遇到了一个纳粹军官，此人战后逍遥法外，索尔对此耿耿于怀。“摩萨德绝不会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艾伦补充道。索尔用沉默回答了一切。当伊尔贡和哈伽拿还是活跃的非法武装时，他就同艾伦的父亲一起工作，购买美国武器和兵工厂，将其拆卸后分装运回巴勒斯坦组装起来，装备给犹太军人，以应对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好吧。”艾伦读懂了舅舅的沉默，“我尽量想办法。”
索尔又眨了眨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唔，你是什么意思？”艾伦问。
“我对那个叫波登的人很感兴趣。弗朗西斯是我的学生，他去洛杉矶调查这个人。也许是离婚之类的官司，谁知道呢？弗朗西斯没有按时回来，我听说波登先生也死了。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查查。我就想到了你，艾伦。”
“嗯。”艾伦说。他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舅舅，最终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他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近旁偷听或偷窥。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份材料。“我星期一飞去了洛杉矶。”艾伦说。
“你去了！”索尔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外甥只会在华盛顿打几个电话，动用以色列大使馆里的电脑搜索——特别是摩萨德特工所在的六个房间的电脑——调阅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秘密档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第二天就亲自乘飞机飞去了西海岸。
艾伦挥了挥手，“这没什么。”他说，“我累积了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呢。你什么时候开口求过我们，索尔舅舅？从我小时候起，你就不停地帮助我们，不求回报。你从纽约寄回来的钱供我在海法读完了大学。你只是请我帮一个小忙，我怎么会说不呢？”
索尔揉了揉额头，“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他说，提到了艾伦的小名，“何况，摩萨德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
艾伦对此置若罔闻，“我只是去度假，索尔舅舅。”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在度假期间做了什么？”
索尔点点头。
“这是哈灵顿先生待的地方。”艾伦说，将贝弗利山的一家酒店的黑白照片推过桌子。索尔没有拿起照片，看了一眼就又推了回去。
“我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艾伦说，“哈灵顿先生是十二月八号入住酒店的。有女服务员记得，九号早上，一个与哈灵顿容貌近似的红发年轻人在酒店咖啡馆用过早餐。有搬运工记得，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有人驾驶黄色达特桑汽车离开了酒店停车场，哈灵顿租借的也是同一款车。但搬运工说他不能完全确认开车的就是哈灵顿。”艾伦递过来两张纸，“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影印本——只有一段话——还有警察的报告。十号，也就是星期三，黄色达特桑被发现时，停在机场的赫兹租车行附近。租车行找不到车主，只好将账单寄给了哈灵顿的母亲。十五号，也就是星期一，我到洛杉矶的当天，哈灵顿的母亲收到一张匿名汇票，要求支付329.48美元的房费。汇票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索尔舅舅？”
索尔看着他。
“我猜你不知道。”艾伦说，合上文件夹。“但真正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周，哈灵顿先生业余侦探事务所的两个兼职助手——丹尼斯·利兰和塞尔比·怀特——死于交通事故。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接到一通长途电话之后，他们驾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怎么了，索尔舅舅？”
“没什么。”
“你刚才似乎很不舒服。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怀特是哈灵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他来自海安尼斯港的怀特家族。”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索尔说，“你接着说吧。”
艾伦微微眯眼看着舅舅。索尔记得，艾伦小时候听他讲离奇的睡前故事时，也曾露出过同样怀疑的表情。“无论发生了什么，看上去都是职业杀手所为。”艾伦说，“像是美国黑道家族——新黑手党——干的勾当。出手干净利落。撞死利兰和怀特的卡车至今下落不明。哈灵顿则永远失踪了。但问题是，弗朗西斯·哈灵顿在加利福尼亚究竟干了什么，惹怒了职业杀手——如果杀他们的是黑手党的话——以至于不惜采用古老的方式斩草除根？为什么要将三个人都杀掉？利兰和怀特都有正式工作。他们之所以掺和到哈灵顿的半吊子侦探事务所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在周末找点儿乐子。”哈灵顿去年就接了三个案子，其中两个是帮朋友处理离婚；第三个案子是为一个又老又穷的蠢货寻找四十八年前遗弃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信息你都是怎么查出来的？”索尔轻声问。
“星期三我回来之后同弗朗西斯的兼职秘书谈过，然后在一天晚上去了趟侦探事务所。”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莫迪。你确实有几分像詹姆斯·邦德。”
“嗯。”艾伦说。他扫了一圈餐厅，发现这里已经不提供午餐了，顾客也越来越少。还有些吃得慢的人留在座位上，索尔和艾伦并没有显得非常可疑。所有顾客离他们都有十五英尺以上。餐厅外的地下室走廊里，一个孩子正放声大哭。“我还没说完，索尔舅舅。”他竭力模仿牛仔拉长调子说话。
“继续吧。”
“秘书说，哈灵顿经常接到一个从未表露自己身份的人的电话
。”艾伦说，“警察想知道那人是谁。她告诉警察她不知道……哈灵顿没有留下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记录，除了差旅费之类。不论这个新客户是谁，他委托的案子都让弗朗西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请大学同学来帮忙。”
“嗯。”索尔说。
艾伦啜了口咖啡，“你说哈灵顿是你的一个学生，索尔舅舅。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的成绩单。”
“他旁听了两门课。”索尔说，“战争和人类行为，以及侵害心理学。弗朗西斯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不是因为他迟钝——他很聪明，但他厌学。不过我的课他爱听。继续说吧，莫迪。”
艾伦抿着嘴，神情坚定，索尔忍不住联想到艾伦的父亲戴维·艾希科尔。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农场里，索尔同戴维曾就游击队的道德问题争论到深夜，当时戴维的表情也是如此倔强。“秘书告诉警察，哈灵顿的客户听上去像个犹太人。”艾伦说，“她说她仅凭口音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犹太人。这个人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也许是来自德国或匈牙利。”
“哦？”
“你不打算对我说实话吗，索尔舅舅？”
“现在还不能说，莫迪。我自己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艾伦继续抿着嘴。他拍了拍另外两个文件夹。这两个比第一个更厚。“虽然哈灵顿这条线没查出什么，但这里的材料可劲爆得多。”他说，“我觉得这笔交易划得来。”
索尔眉毛微抬：“不是说帮我的忙吗？怎么变成交易了？”
艾伦叹了口气，打开了第二个文件夹。“威廉·D. 波登，1906年8月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哈巴德。我查到了他1906年的出生证，但此后四十年里，他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而到1946年，社保卡、驾照等身份证明却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脑常会注意到这种异常，但对威廉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我猜，如果我们去哈巴德的墓地走一趟，就会发现夭折的比利·波登的小墓碑——愿天使守护他安息。然而，1946年初，在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成人后的波登先生却突然从天而降，并在第二年搬到纽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相当有钱。他是1948和1949年百老汇演出的幕后赞助者，但他同他赞助的大演员们很少交往，至少我在专栏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闲话。当年曾参加演出、如今已成了老太太的演员也不记得有他这个人。
“1950年，波登去了洛杉矶，并于同一年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从此干上了制片人这一行。六十年代，他名声渐起。好莱坞内部人士称他为‘德国佬’或‘比尔·波登大哥’。他时常召开派对，但并不大张旗鼓，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那家伙简直是个圣人——没有交通违章，甚至没有乱穿马路——什么不良记录都没有。但也有可能他权势极大，以至于将所有不良记录都抹除了。你怎么看，索尔舅舅？”
“你还查到了什么？”
“没有了。”艾伦说，“除了一些电影公司的广告，还有波登先生在贝沙湾的宅邸前门的照片——上面看不到房子——还有《洛杉矶时报》和《综艺》杂志对他上周六遭遇空难的报道。”
“我能看看这些材料吗？”索尔问。
索尔看完之后，艾伦静静地说：“他是你追踪的那个德国人吗，索尔舅舅？是那个上校吗？”
“很可能是。”索尔说，“我想弄个明白。”
“所以，波登所乘坐的飞机遭遇炸弹袭击的同一周，你就派弗朗西斯·哈灵顿去调查他？”
“是的。”
“你的学生和他的两个助手都在随后三天死了。”
“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不知道丹尼斯和塞尔比死了。”索尔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遭遇危险。”
“什么危险？”艾伦追问。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索尔说。
“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索尔舅舅。也许我们能帮你。”
“我们？”
“利瓦伊、丹、杰克·科恩和伯格曼先生。”
“大使馆的人？”
“杰克是我上司，但也是我朋友。”艾伦说，“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帮你。”
“不。”索尔说。
“是不能告诉我还是不想告诉我？”
索尔回头张望，“餐厅马上就要关门了。”他说，“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艾伦嘴角的肌肉松弛下来，“那边的三个人——门口的一对男女，还有离你最近的小伙子——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掩护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你把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没有。只有利瓦伊知道。他毕竟是负责拍照的。”
“拍什么照？”
艾伦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眼皮耷拉在黑色的眼睛上，嘴角露出狰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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