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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年轻女人站得笔直，她双臂前伸，双手紧握枪把，枪口瞄准了索尔·拉斯基的胸膛。索尔知道，如果他从衣柜中走出来，她就会开枪。但黑暗之中大坑的腥臭充斥鼻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待下去。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的昏暗光线之中。
女人后退一步，手臂与地面平行。但她没有开枪。索尔发现这是个年轻的黑人女性，白色的雨衣和和黑人发式的短发上沾着水汽。她样子不错，但索尔很难将注意力从她瞄准自己的手枪上挪开。那是一把小自动手枪——索尔猜是点32口径的。小归小，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吸引了索尔的所有关注。
“举起手来。”她说，声音平稳而性感，带着南部口音，明显教养良好。索尔举起手，在脖颈后十指交叉。
“你是谁？”她问，双手仍然紧握着枪，但看起来对如何用枪并无自信。她同他相隔太近，只有四英尺。索尔有把握在她扣下扳机前挡开枪管。但他没这样做。“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叫索尔·拉斯基。”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回答我。”她冲他挥了挥枪，催促他回答。索尔现在知道，对方在枪械方面只是个被电视洗脑的门外汉，觉得枪就像魔棒，可以让别人对持枪者俯首听命。他注视着他。她二十出头，比他的第一印象更年轻。她长着一张迷人的鹅蛋脸，五官精致，嘴唇丰满，一双大眼在昏暗的光线中似乎全是黑的。她的皮肤同加了奶油的咖啡别无二致。
“我只是到处看看。”索尔佯装镇定地说，但他的身体已不自觉做出了反应——睾丸上升到体内，他渴望能躲在某人后面，任何人都行，甚至是他自己——每次面对枪口他都会这样。
“这个地方被警察查封了。”她说。索尔发现，她对“警察”一词的发音与美国纽约黑人一致。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索尔犹豫起来，看着她的眼睛。她眼里充满焦虑、紧张和强烈的关注。他知道她没有被操控，于是放下心来，将真相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他说，“精神病医生。我对上周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很感兴趣。”
“精神病医生？”年轻女人半信半疑，持枪的手没有一丝动摇。房子里已经很黑了，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院子外的一盏煤气灯。“你为什么擅自闯进来？”她问。
索尔耸耸肩。他的手举酸了。“我能把手放下来吗？”
“不行。”
索尔点头道：“我担心警方不会同意我进这里看，所以才会擅自闯入。我本以为这里残存着一些线索，有助于解释那场凶案，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我应该叫警察来。”女人说。
“去叫吧。”索尔说，“我没在楼下发现电话，但别的地方肯定有。叫警察好了，给金特里治安官打电话。我会面临擅闯凶案现场的指控，而你除了这个，还将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并用其威胁他人。我猜这支枪没有注册，对吧？”
女人听到金特里的名字，不禁抬起了头。她没有理会索尔的问题。“对于上周六的凶案，你知道些什么？”她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
索尔身体后仰，缓解脖子和手臂上的酸痛。“仅限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他说，“但我曾经见过当事者之一——尼娜·德雷顿。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真相比金特里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海恩斯探员想象的更复杂。”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上个星期六这座城市死了九个人，却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死。”索尔说，“我认为，这九个人的死背后有一条共同的、被警方忽视的线索。我的胳膊举疼了，小姐。我现在要放下胳膊，但我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他抢在她答话之前就放下了手。她往后退了一步。街上的车载广播狂响了一秒就被关闭了。他们对峙在古老的宅子中。
“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的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门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
“我看不出那具尸体就是父亲——即使在星期二的葬礼上，他被化了妆，我也仍然认不出来。我六神无主。星期天我去警察总部，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承诺一个叫霍尔曼的探员会在晚上联系我，但那人直到星期一下午才给我打电话。倒是那位县治安官金特里先生——你说你见过他——星期天的时候来了殡仪馆，然后开车送我回家，并尽其所能地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都只知道问我问题。
“星期一，我的姑妈利厄和她的孩子都来了。我一直忙到星期三才有时间思考。许多人来参加了葬礼。我差点儿忘了父亲的人缘有多好。老城区的许多人都来了，金特里治安官也来了。
“姑妈想住上一两个星期，但他的儿子弗洛伊德必须返回蒙哥马利。我告诉姑姑我没事。我说我也许要到她那里过圣诞。”索尔身体前倾，双手紧握。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面朝街道的窗户。“往年的这个周末，我和父亲都开始买圣诞树了。比别人晚了许多，但父亲总是说，圣诞树立几天就好，放在家里好几周就没意思了。我们总是在萨凡纳的冰雪皇后买圣诞树。我星期六才给他买了彭德尔顿红色格子衬衫。我把衬衫也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现在只能把衬衫带回去。”说着，她垂下了头，“失陪一会儿。”她快步走进厨房。
索尔坐着看了几分钟的壁炉中的火焰，十指紧扣。然后他也进了厨房。她靠在厨房餐桌上，胳膊僵硬，左手牢牢抓着一包面巾纸。索尔站在三英尺开外。
“我都被气疯了。”她说，没有看索尔。
“是的。”
“我是说，他们似乎觉得他根本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会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带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
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yīn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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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年轻女人站得笔直，她双臂前伸，双手紧握枪把，枪口瞄准了索尔·拉斯基的胸膛。索尔知道，如果他从衣柜中走出来，她就会开枪。但黑暗之中大坑的腥臭充斥鼻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待下去。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的昏暗光线之中。
女人后退一步，手臂与地面平行。但她没有开枪。索尔发现这是个年轻的黑人女性，白色的雨衣和和黑人发式的短发上沾着水汽。她样子不错，但索尔很难将注意力从她瞄准自己的手枪上挪开。那是一把小自动手枪——索尔猜是点32口径的。小归小，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吸引了索尔的所有关注。
“举起手来。”她说，声音平稳而性感，带着南部口音，明显教养良好。索尔举起手，在脖颈后十指交叉。
“你是谁？”她问，双手仍然紧握着枪，但看起来对如何用枪并无自信。她同他相隔太近，只有四英尺。索尔有把握在她扣下扳机前挡开枪管。但他没这样做。“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叫索尔·拉斯基。”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回答我。”她冲他挥了挥枪，催促他回答。索尔现在知道，对方在枪械方面只是个被电视洗脑的门外汉，觉得枪就像魔棒，可以让别人对持枪者俯首听命。他注视着他。她二十出头，比他的第一印象更年轻。她长着一张迷人的鹅蛋脸，五官精致，嘴唇丰满，一双大眼在昏暗的光线中似乎全是黑的。她的皮肤同加了奶油的咖啡别无二致。
“我只是到处看看。”索尔佯装镇定地说，但他的身体已不自觉做出了反应——睾丸上升到体内，他渴望能躲在某人后面，任何人都行，甚至是他自己——每次面对枪口他都会这样。
“这个地方被警察查封了。”她说。索尔发现，她对“警察”一词的发音与美国纽约黑人一致。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索尔犹豫起来，看着她的眼睛。她眼里充满焦虑、紧张和强烈的关注。他知道她没有被操控，于是放下心来，将真相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他说，“精神病医生。我对上周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很感兴趣。”
“精神病医生？”年轻女人半信半疑，持枪的手没有一丝动摇。房子里已经很黑了，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院子外的一盏煤气灯。“你为什么擅自闯进来？”她问。
索尔耸耸肩。他的手举酸了。“我能把手放下来吗？”
“不行。”
索尔点头道：“我担心警方不会同意我进这里看，所以才会擅自闯入。我本以为这里残存着一些线索，有助于解释那场凶案，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我应该叫警察来。”女人说。
“去叫吧。”索尔说，“我没在楼下发现电话，但别的地方肯定有。叫警察好了，给金特里治安官打电话。我会面临擅闯凶案现场的指控，而你除了这个，还将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并用其威胁他人。我猜这支枪没有注册，对吧？”
女人听到金特里的名字，不禁抬起了头。她没有理会索尔的问题。“对于上周六的凶案，你知道些什么？”她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
索尔身体后仰，缓解脖子和手臂上的酸痛。“仅限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他说，“但我曾经见过当事者之一——尼娜·德雷顿。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真相比金特里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海恩斯探员想象的更复杂。”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上个星期六这座城市死了九个人，却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死。”索尔说，“我认为，这九个人的死背后有一条共同的、被警方忽视的线索。我的胳膊举疼了，小姐。我现在要放下胳膊，但我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他抢在她答话之前就放下了手。她往后退了一步。街上的车载广播狂响了一秒就被关闭了。他们对峙在古老的宅子中。
“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的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门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
“我看不出那具尸体就是父亲——即使在星期二的葬礼上，他被化了妆，我也仍然认不出来。我六神无主。星期天我去警察总部，没有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承诺一个叫霍尔曼的探员会在晚上联系我，但那人直到星期一下午才给我打电话。倒是那位县治安官金特里先生——你说你见过他——星期天的时候来了殡仪馆，然后开车送我回家，并尽其所能地回答我的问题。其他人都只知道问我问题。
“星期一，我的姑妈利厄和她的孩子都来了。我一直忙到星期三才有时间思考。许多人来参加了葬礼。我差点儿忘了父亲的人缘有多好。老城区的许多人都来了，金特里治安官也来了。
“姑妈想住上一两个星期，但他的儿子弗洛伊德必须返回蒙哥马利。我告诉姑姑我没事。我说我也许要到她那里过圣诞。”索尔身体前倾，双手紧握。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面朝街道的窗户。“往年的这个周末，我和父亲都开始买圣诞树了。比别人晚了许多，但父亲总是说，圣诞树立几天就好，放在家里好几周就没意思了。我们总是在萨凡纳的冰雪皇后买圣诞树。我星期六才给他买了彭德尔顿红色格子衬衫。我把衬衫也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现在只能把衬衫带回去。”说着，她垂下了头，“失陪一会儿。”她快步走进厨房。
索尔坐着看了几分钟的壁炉中的火焰，十指紧扣。然后他也进了厨房。她靠在厨房餐桌上，胳膊僵硬，左手牢牢抓着一包面巾纸。索尔站在三英尺开外。
“我都被气疯了。”她说，没有看索尔。
“是的。”
“我是说，他们似乎觉得他根本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会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带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
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yīn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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