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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虽然两个多月前学校就开学了，但我还是飞到
马萨诸塞州——这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天才/神童培训计划的州之一——在波士顿地区寻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训计划协调员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参与竞争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往往都有博士学位。
我拿到了波士顿附近地区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但我最终选择返回科罗拉多。卡伦和我认为，既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比之前的教职更好的工作，那我就应该暂时放弃登上这艘救生船，转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后》的出版，并创作更多长篇小说。
我们开始靠微薄的积蓄和教师退休金度日。我还记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苏里和纽约的教师养老金账户里发现还有几百美元之后，我们跳着舞大肆庆祝了一番，就像又卖出了一部小说一样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编辑相识十八个月之后，她给我提出了最后一条修改建议：“保留《魔鬼在你身后》这个书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来。”
我受够了。
我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来修改小说，损失了一半的教师薪水，还放弃了正式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给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个电话，说我想从这个出版商手里将我的小说买回来。我当时没有钱，我打算卖掉房子，把小说买回来，然后……
理查德解释说，我用不着卖房子。他会去同这个出版商磋商赎回《魔鬼在你身后》，争取让他们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买这本书之后，再偿还他们预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我暂时松了口气。
当然，我不相信还会有出版商买这本书。
达尔顿·特朗勃——优秀的反战小说和电影《约翰尼上战场》的作者——没有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野牛之夜》，就去世了。
特朗勃出生于1905年，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长大。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特朗勃在1939年出版了《约翰尼上战场》，这部小说是受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创作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在一战中严重毁容的英国军官。（讽刺的是，作为当时乃至迄今最残酷无情的反战小说，《约翰尼上战场》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最受欢迎，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特朗勃自己后来说，他欣喜地看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他的书已经绝版。他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本，这部电影描写了1942年4月吉米·杜利特尔率领的空袭东京行动，由斯宾塞·特蕾西和范·约翰逊主演）
1943年，特朗勃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因为太忙而无法参加会议，或担负积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让他逃过麦肯锡的指控。他因为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出席作证，成了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十人帮”之一，1950年被关入监狱，刑期一年。
我认为我同达尔顿·特朗勃只有两点相同。第一，我们都是快枪手。（他创作了《罗马假日》的剧本，但伊恩·麦克莱伦·亨特“代替”他出现在职员表里，而亨特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后来特朗勃以真名创作了《斯巴达克斯》《出埃及记》《蝴蝶》等许多获奖影片）第二，我们都痴迷于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种邪恶的暴行。
《野牛之夜》在特朗勃去世后出版，而我直到写完《魔鬼在你身后》之后才读到这本书。他在书中试图解释人性的最黑暗面，正是这些黑暗面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大屠杀。）书名中的野牛是指一种毛发浓密的欧洲野牛，现在已经灭绝。
《野牛之夜》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名为格里班的年轻纳粹为第一视角的自传，这名纳粹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同大多数恶魔一样，格里班并不觉得自己是恶魔。他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是在为第三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辩护，认为这同美国南方邦联试图阻止黑人与白人混血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在捍卫种族纯洁性方面同罗伯特·E. 李没有分别。
当然，事实上，格里班是精神吸血鬼。他追求的不是种族纯洁性，而是对他人的控制。在我们物种的近代历史中，1936年至1945年的欧洲是精神吸血的灾难传播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
尽管我读《野牛之夜》是几十年前，但我至今仍记得全书开头不久的一个情节，那是格里班讲述的他十多岁时干过的一件事：他带着纯真可爱的雅利安金发小表妹去树林，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八九岁的小表妹。
“蹲下。”他命令道。她惊恐地蹲下。“脱掉内裤。”他接着命令。她乖乖服从。“现在撒尿。”他继续命令。
她最终哆哆嗦嗦地撒了尿。
格里班看着小表妹在自己面前撒尿，竟然感到性兴奋——不是因为她暴露出的性器官，而是因为他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他当时就意识到，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这个想法令他产生了高潮，不仅在当时，更在之后的奥斯维辛。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还会让我们对绝对的控制产生欲望，对鲜血带来的权力产生欲望。一旦我们品尝了这种权力的滋味，就会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不可自拔。让我们上瘾的，是精神吸血。
当我读到特朗勃未能完成的《野牛之夜》的初稿，我就知道自己创作《魔鬼在你身后》并争取将其出版的努力没有白废，尽管这本书可能永远都没有付梓的那一天。
1986年至1987年，当我意识到，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绝不会花时间理解并出版我的小说，我便开始忙碌起来。
早在从他们手中赎回《魔鬼在你身后》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创作。1987年辞职后的那个秋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是承认我实际上已经失业。一想到这里我就抓狂。我辛辛苦苦地念完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师工作。可是现在，我一没有班可上，二没有收入来养家——半点儿都没有——我害怕极了。（卡伦比我冷静许多，尽管我们最后连教师退休基金的养老金都花掉了。她知道，在美国三亿人口里，只有不到五百人是全职作家，可以单单靠写小说谋生。但她仍然相信，我们的状况会好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会走出低谷。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被她说服了）
理查德·柯蒂斯继续为我这个不怎么知名的作者服务，四处寻找愿意购买长达一千页（打印稿）的长篇恐怖小说的出版商。我则坚持创作新的小说。
我创作了《重力相》，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讲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宇航员的中年危机。主人公曾在月面行走，却发现那感觉像是模拟出来的。
我创作了《海伯利安》——一部恢宏的杰克·万斯式的科幻小说。但彼时科幻小说已经日渐式微，大多数都在描写黑暗的未来，或者是赛博朋克风格。
我知道，如果将《海伯利安》的故事讲完，那又会是一部一千五百页的书，但我决定再也不为争取出版这种大部头而吃苦头了。我得成长为重磅作者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紧接着，我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但形式上是《海伯利安》的续作，名叫《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又为《全知》杂志写了两个短篇，为黑暗丰收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夜视5》的作品集写了四个短篇。这个作品集只收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另外两位是乔治·R. R. 马丁和斯蒂芬·金。
《海伯利安》和《重力相》都卖给了班坦图书，前者作为科幻小说，后者作为主流小说。《重力相》还作为第一篇小说入选了名叫“光谱”的品牌书系，该品牌专攻“近科幻主流小说”。（他们后来将《重力相》重新贴上了“科幻”的标签。它也许是我最中意的一部小说，但它真的不是科幻）
然后……《魔鬼在你身后》卖出去了。
预付金非常低，还不足以支付我从原出版商手里将其赎回的钱，但我可以用别的小说的预付金弥补差额。我的新出版商——就是将我的三篇短篇小说同乔治·马丁和斯蒂芬·金的作品混合成作品集出版的黑暗丰收出版社——专注于特殊限量版图书出版，而《魔鬼在你身后》的印量很低，只有精装本三千册。
但我不在乎，因为《魔鬼在你身后》终于可以出版了。
新出版商同样没有对我的书稿进行真正的编辑和修改。我记得，我的两名男性出版商给我的全部修改建议只有两条：将“mael”，把“adrenaline”里面的最后一个“e”去掉。（我没接纳最后一条，尽管“adrenalin”也并不算错）
就在《海伯利安》快要创作完成时，他们寄来了《魔鬼在你身后》的校对稿，要求我三天之内修改完毕。我简直快忙疯了。
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他们唯一可以聘请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要设计封面、扉页和内文的大概十幅插图。（为《魔鬼在你身后》设计插图？我觉得这么做怪怪的，但这毕竟是限量版，而我对这种图书的操作手法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喜欢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于是，在全套设计稿截稿前五个星期，我请到了本地的一位设计师朋友凯西——凯瑟琳·麦克尼尔·谢尔曼——同我一起设计封面、扉页和十幅内文插图。
出于某种原因，凯西和我决定采用刮版画作为基本的构图方式。刮版画做起来很有趣——用刀片把一张大刮画板上的黑色图层刮去，露出白底，从而形成一定的明暗效果。不过，刮版画相当于负片构图，做起来相当考验人——就像把挂车倒进弯曲的小巷。凯西和我都很久没有玩过刮版画了，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这个过程确实很有趣。每天在楼上写十五个小时的小说之后，我会下楼进入小地下室，来到胡乱拼凑出的临时画板前，一点点地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文插图。
至于封面，则是我画的图，卡西着的色。我用刮版画和彩色墨水创作了扉页。
这些插图——至少我画的插图——相当粗糙，但又透露着诡异的张力。至少我是满意的。
《魔鬼在你身后》最终出版后，我们邀请两位出版商——保罗和斯科特——参加了出版庆祝会。保罗和斯科特都拒绝坐飞机，所以他们从芝加哥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帮助我们庆祝。我们的小房子里一下子容纳了大约六十名客人，拥挤不堪。卡伦定制了一个蛋糕，蛋糕表面用彩色糖霜完美地复制了《魔鬼在你身后》的封面。我刚购入了一台小黑白影印机（用来复印最终版的手稿，不过我得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一页页地将手稿复印完毕）。我还记得，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做了一个小游戏。我的客人——作家、设计师、出版商和其他朋友——分别单独进入我的小书房，影印一样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作品”接受评判。
我还记得，我们七岁的女儿简一直在楼梯上看我们开庆祝会，但她参加了这个游戏，并且高票获胜。她的影印作品是她的泰迪熊。
那一天，真好。那一年，真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早年涉足的恐怖小说领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前编辑达成了她的目标——缔造了一个恐怖小说“帝国”。她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读者再怎么看恐怖小说都看不厌（因为读者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斯蒂芬·金或者迪恩·孔茨的作品），于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恐怖小说。然而几年之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市场饱和了。读者先是觉得腻烦，继而开始产生戒备心理，因为他们发现充斥市场的几乎全是低质量的恐怖小说。
我看到，有一段时间，恐怖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几乎彻底消亡。一些连锁书店取消了“恐怖小说”分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恐怖小说作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行写别的类型小说去了。
后来，几位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重新定义了恐怖小说，这一门类才得以再获生机。
主约翰出版社的出版人赫布·叶林是我的朋友，应他的邀请，我曾在洛杉矶同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聚过一晚。他的老朋友有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喜剧演员兼广播明星斯坦·弗雷伯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门喜剧专辑《美国》的作者兼演员），以及雷·布拉德伯里。几十年来，他们都保持着每个月抽一个晚上聚在一起闲聊的习惯。
那一晚令我终身难忘。
罗伯特·布洛赫警告我，一旦开聊，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他是对的。（我爱罗伯特·布洛赫）整个晚上都是弗雷伯格和布拉德伯里在发言，他们那晚聊的话题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魔鬼般的导师。
对弗雷伯格来说，这个人是他的老板鲍勃·克拉姆佩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艾美奖最佳人偶剧得主《该比尼了》的编剧和人偶操纵者，而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克拉姆佩特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甚至让他的编剧们去洛杉矶街头“朋友的车”中工作，而弗雷伯格和另一个编剧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朋友的车。有一次，克拉姆佩特为他们安排了繁华街一座空房子里的“写作办公室”。尽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为了省钱，斯坦·弗雷伯格和同样收入微薄的写作搭档道斯·巴特勒只好搬去那里住。
然后，一天早晨，他们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正在被搬到同一条街上的新地点。
不过，弗雷伯格的终极导师/恶魔是百老汇经理戴维·梅里克。他同梅里克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让我忽而大笑、忽而痛哭。
然后，雷·布拉德伯里开始讲述他的终极导师/恶魔——约翰·休斯顿。
1953年，布拉德伯里还是一名年轻而无知的科幻作家，他正同好友雷·哈里豪森在长滩寻找恐龙方面的书，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休斯顿想见他。第二天，布拉德伯里前往休斯顿在洛杉矶入住的酒店，这位导演通告了布拉德伯里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已选定年轻的布拉德伯里将《大白鲸》改编为电影，但布拉德伯里之前从未有编剧经验。约翰·休斯顿坚持让布拉德伯里和他妻子去休斯顿在爱尔兰的宅邸中写作。
布拉德伯里向休斯顿先生坦白，他从没读完过那本书。“那你今晚回家就读吧，然后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会帮我杀掉那头该死的白鲸。”约翰·休斯顿用独特的低沉嗓音说。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布拉德伯里的讲述常常被斯坦·弗雷伯格随意打断，要么是做补充，要么是大声质问。但那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有趣也最悲伤的故事，或许只有布雷伯格同戴维·梅里克之间的故事可与其相比。
布拉德伯里描述了自己在休斯顿的爱尔兰宅邸中的悲惨遭遇。休斯顿会在一群又一群来他家做客的名人面前取笑、嘲弄布拉德伯里，让这个无知的年轻作家大出洋相。那些名人有著名作家和导演，也有劳伦·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这样的明星。可是，每当休斯顿喝了酒，就会变得特别尖酸刻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与人分别的时候会送上祝福。”布拉德伯里说，“我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外向朋友们送上祝福的时候，休斯顿突然大发雷霆地大声责怪我：‘你以为你是谁！该死的教皇吗？少装圣人了！’”
在折磨达到巅峰的时候，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考虑过悄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天黑后到休斯顿宅邸的长车道尽头接走他们，乘下一趟返回美国的飞机回家。让《大白鲸》见鬼去吧。没有人受得了那种虐待。
不过，导师/魔鬼总是知道被自己折磨的人会何时崩溃，休斯顿也不例外。
洛杉矶那晚，我看见布拉德伯里将四十多年前那晚发生的一幕幕表演出来。尽管长桌边坐着许多名人，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却打算匆匆吃完晚餐，悄悄带着行李上出租车，逃离那个魔窟。但就在这时候——布拉德伯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约翰·休斯顿的低沉嗓音——休斯顿让在座者都安静下来，宣布道：“今晚有不少才俊到场，但只有一位称得上天才。我现在就要向诸位介绍这个天才。这个年轻人写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关于一座灯塔、一只雾号角，还有一头恐龙。”
约翰·休斯顿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浓雾号角》完完整整地表演出来——一会儿是灯塔守护者，一会儿是吹响的雾号角，一会儿是吼叫的恐龙。最后，休斯顿让年轻的布拉德伯里站起身，接受桌边所有人的掌声致敬。
在这之后，雷·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玛吉（玛格丽特）起身上楼，打开行李箱，取消了出租车，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
就这样，这位导师／恶魔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长达八个月。
我也有自己的导师，只是他当时隐于幕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叫迪恩·孔茨的人是1986年世界奇幻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埃伦·达特洛是另一位）
孔茨看到了《迦梨之歌》的闪光之处，强烈建议其他评委认真阅读这本大部头，尽管一些评委很不情愿将这个知名奖项颁给第一次创作长篇的作家。
后来，《魔鬼在你身后》由黑暗丰收出版社出版了特殊限量版精装书。（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年轻投机者卖掉了母亲的保险，买了一千本精装书，相当于总印数的三分之一。在橙县的一个书店里，当他拖着一千本书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直接把他和他的跟班赶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直等着这些书升值之后脱手牟利，却付不起仓储费，于是仓库老板将书没收，并以定价出售。我尽量回购了这些书。我扯远了）虽然黑暗丰收出版社的精装本《魔鬼在你身后》在市场上来去匆匆，迪恩·孔茨却说服了华纳图书将其出版成九百多页的小号字平装本。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之前全不知情，我甚至从未见过孔茨本人。
1990年，《魔鬼在你身后》的平装本出版。同一年，《海伯利安的陨落》由双日出版集团出版，我的长中篇《午夜的熵之床》由主约翰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也出版了。（诚如我前面所说，我很忙碌）
在我未曾谋面、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畅销书作家的鼎力帮助下，读者终于可以在书店找到并阅读全本的《魔鬼在你身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半山夕照尚含辉。
读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喜欢《魔鬼在你身后》二十周年纪念版。祝你们能在生活中避开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他们会像猫玩毛线球一样耍弄你们。最后，读者朋友，我祝你们能战胜生活中不得不遭遇的那些恶魔……也祝你们能遇到一位给你们不断带来惊喜的导师。
丹·西蒙斯
2009年7月，于科罗拉多
不，我不会从绝望中寻找慰安，做腐朽的慰藉
不会解散（也许已松了的）人最后的缆绳
或者万分厌倦，喊一声“我不能再忍”……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时间进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确的修改指示。我渐渐意识到，我的新出版商对《魔鬼在你身后》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将其列入出版计划，没有支付预付金，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欠他们债的破产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资产接收过来。我的那位在过去十四个月里寄来如此之多（无法理解、无从着手的）单倍行距修改信的编辑也对《魔鬼在你身后》没有多少兴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个恐怖小说行业，将她的出版社打造成这个行业的杰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创作的这部冗长而凌乱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虽然两个多月前学校就开学了，但我还是飞到
马萨诸塞州——这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天才/神童培训计划的州之一——在波士顿地区寻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训计划协调员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竞争异常激烈，参与竞争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往往都有博士学位。
我拿到了波士顿附近地区的三份录取通知书，但我最终选择返回科罗拉多。卡伦和我认为，既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比之前的教职更好的工作，那我就应该暂时放弃登上这艘救生船，转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后》的出版，并创作更多长篇小说。
我们开始靠微薄的积蓄和教师退休金度日。我还记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苏里和纽约的教师养老金账户里发现还有几百美元之后，我们跳着舞大肆庆祝了一番，就像又卖出了一部小说一样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在寅吃卯粮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编辑相识十八个月之后，她给我提出了最后一条修改建议：“保留《魔鬼在你身后》这个书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来。”
我受够了。
我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来修改小说，损失了一半的教师薪水，还放弃了正式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给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个电话，说我想从这个出版商手里将我的小说买回来。我当时没有钱，我打算卖掉房子，把小说买回来，然后……
理查德解释说，我用不着卖房子。他会去同这个出版商磋商赎回《魔鬼在你身后》，争取让他们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买这本书之后，再偿还他们预支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我暂时松了口气。
当然，我不相信还会有出版商买这本书。
达尔顿·特朗勃——优秀的反战小说和电影《约翰尼上战场》的作者——没有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野牛之夜》，就去世了。
特朗勃出生于1905年，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长大。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特朗勃在1939年出版了《约翰尼上战场》，这部小说是受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创作的，那篇文章报道了一位在一战中严重毁容的英国军官。（讽刺的是，作为当时乃至迄今最残酷无情的反战小说，《约翰尼上战场》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最受欢迎，尽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或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特朗勃自己后来说，他欣喜地看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他的书已经绝版。他后来撰写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剧本，这部电影描写了1942年4月吉米·杜利特尔率领的空袭东京行动，由斯宾塞·特蕾西和范·约翰逊主演）
1943年，特朗勃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因为太忙而无法参加会议，或担负积极角色。不过这并没有让他逃过麦肯锡的指控。他因为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出席作证，成了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十人帮”之一，1950年被关入监狱，刑期一年。
我认为我同达尔顿·特朗勃只有两点相同。第一，我们都是快枪手。（他创作了《罗马假日》的剧本，但伊恩·麦克莱伦·亨特“代替”他出现在职员表里，而亨特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后来特朗勃以真名创作了《斯巴达克斯》《出埃及记》《蝴蝶》等许多获奖影片）第二，我们都痴迷于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这种邪恶的暴行。
《野牛之夜》在特朗勃去世后出版，而我直到写完《魔鬼在你身后》之后才读到这本书。他在书中试图解释人性的最黑暗面，正是这些黑暗面导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未来的大屠杀。）书名中的野牛是指一种毛发浓密的欧洲野牛，现在已经灭绝。
《野牛之夜》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名为格里班的年轻纳粹为第一视角的自传，这名纳粹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同大多数恶魔一样，格里班并不觉得自己是恶魔。他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是在为第三帝国的“最终解决方案”辩护，认为这同美国南方邦联试图阻止黑人与白人混血一样。在他看来，自己在捍卫种族纯洁性方面同罗伯特·E. 李没有分别。
当然，事实上，格里班是精神吸血鬼。他追求的不是种族纯洁性，而是对他人的控制。在我们物种的近代历史中，1936年至1945年的欧洲是精神吸血的灾难传播得最快最彻底的地方。
尽管我读《野牛之夜》是几十年前，但我至今仍记得全书开头不久的一个情节，那是格里班讲述的他十多岁时干过的一件事：他带着纯真可爱的雅利安金发小表妹去树林，到了那里，他发现自己可以完全操控八九岁的小表妹。
“蹲下。”他命令道。她惊恐地蹲下。“脱掉内裤。”他接着命令。她乖乖服从。“现在撒尿。”他继续命令。
她最终哆哆嗦嗦地撒了尿。
格里班看着小表妹在自己面前撒尿，竟然感到性兴奋——不是因为她暴露出的性器官，而是因为他对她可以为所欲为。他当时就意识到，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这个想法令他产生了高潮，不仅在当时，更在之后的奥斯维辛。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绝对的权力不仅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还会让我们对绝对的控制产生欲望，对鲜血带来的权力产生欲望。一旦我们品尝了这种权力的滋味，就会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不可自拔。让我们上瘾的，是精神吸血。
当我读到特朗勃未能完成的《野牛之夜》的初稿，我就知道自己创作《魔鬼在你身后》并争取将其出版的努力没有白废，尽管这本书可能永远都没有付梓的那一天。
1986年至1987年，当我意识到，我的编辑和出版商绝不会花时间理解并出版我的小说，我便开始忙碌起来。
早在从他们手中赎回《魔鬼在你身后》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疯狂地创作。1987年辞职后的那个秋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是承认我实际上已经失业。一想到这里我就抓狂。我辛辛苦苦地念完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教师工作。可是现在，我一没有班可上，二没有收入来养家——半点儿都没有——我害怕极了。（卡伦比我冷静许多，尽管我们最后连教师退休基金的养老金都花掉了。她知道，在美国三亿人口里，只有不到五百人是全职作家，可以单单靠写小说谋生。但她仍然相信，我们的状况会好起来，我的写作生涯会走出低谷。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被她说服了）
理查德·柯蒂斯继续为我这个不怎么知名的作者服务，四处寻找愿意购买长达一千页（打印稿）的长篇恐怖小说的出版商。我则坚持创作新的小说。
我创作了《重力相》，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讲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宇航员的中年危机。主人公曾在月面行走，却发现那感觉像是模拟出来的。
我创作了《海伯利安》——一部恢宏的杰克·万斯式的科幻小说。但彼时科幻小说已经日渐式微，大多数都在描写黑暗的未来，或者是赛博朋克风格。
我知道，如果将《海伯利安》的故事讲完，那又会是一部一千五百页的书，但我决定再也不为争取出版这种大部头而吃苦头了。我得成长为重磅作者之后，才有机会争取到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紧接着，我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但形式上是《海伯利安》的续作，名叫《海伯利安的陨落》。
我又为《全知》杂志写了两个短篇，为黑暗丰收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夜视5》的作品集写了四个短篇。这个作品集只收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另外两位是乔治·R. R. 马丁和斯蒂芬·金。
《海伯利安》和《重力相》都卖给了班坦图书，前者作为科幻小说，后者作为主流小说。《重力相》还作为第一篇小说入选了名叫“光谱”的品牌书系，该品牌专攻“近科幻主流小说”。（他们后来将《重力相》重新贴上了“科幻”的标签。它也许是我最中意的一部小说，但它真的不是科幻）
然后……《魔鬼在你身后》卖出去了。
预付金非常低，还不足以支付我从原出版商手里将其赎回的钱，但我可以用别的小说的预付金弥补差额。我的新出版商——就是将我的三篇短篇小说同乔治·马丁和斯蒂芬·金的作品混合成作品集出版的黑暗丰收出版社——专注于特殊限量版图书出版，而《魔鬼在你身后》的印量很低，只有精装本三千册。
但我不在乎，因为《魔鬼在你身后》终于可以出版了。
新出版商同样没有对我的书稿进行真正的编辑和修改。我记得，我的两名男性出版商给我的全部修改建议只有两条：将“mael”，把“adrenaline”里面的最后一个“e”去掉。（我没接纳最后一条，尽管“adrenalin”也并不算错）
就在《海伯利安》快要创作完成时，他们寄来了《魔鬼在你身后》的校对稿，要求我三天之内修改完毕。我简直快忙疯了。
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了他们唯一可以聘请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要设计封面、扉页和内文的大概十幅插图。（为《魔鬼在你身后》设计插图？我觉得这么做怪怪的，但这毕竟是限量版，而我对这种图书的操作手法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不喜欢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于是，在全套设计稿截稿前五个星期，我请到了本地的一位设计师朋友凯西——凯瑟琳·麦克尼尔·谢尔曼——同我一起设计封面、扉页和十幅内文插图。
出于某种原因，凯西和我决定采用刮版画作为基本的构图方式。刮版画做起来很有趣——用刀片把一张大刮画板上的黑色图层刮去，露出白底，从而形成一定的明暗效果。不过，刮版画相当于负片构图，做起来相当考验人——就像把挂车倒进弯曲的小巷。凯西和我都很久没有玩过刮版画了，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这个过程确实很有趣。每天在楼上写十五个小时的小说之后，我会下楼进入小地下室，来到胡乱拼凑出的临时画板前，一点点地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文插图。
至于封面，则是我画的图，卡西着的色。我用刮版画和彩色墨水创作了扉页。
这些插图——至少我画的插图——相当粗糙，但又透露着诡异的张力。至少我是满意的。
《魔鬼在你身后》最终出版后，我们邀请两位出版商——保罗和斯科特——参加了出版庆祝会。保罗和斯科特都拒绝坐飞机，所以他们从芝加哥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帮助我们庆祝。我们的小房子里一下子容纳了大约六十名客人，拥挤不堪。卡伦定制了一个蛋糕，蛋糕表面用彩色糖霜完美地复制了《魔鬼在你身后》的封面。我刚购入了一台小黑白影印机（用来复印最终版的手稿，不过我得用好几个小时才能一页页地将手稿复印完毕）。我还记得，我们喝了几杯酒之后做了一个小游戏。我的客人——作家、设计师、出版商和其他朋友——分别单独进入我的小书房，影印一样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作品”接受评判。
我还记得，我们七岁的女儿简一直在楼梯上看我们开庆祝会，但她参加了这个游戏，并且高票获胜。她的影印作品是她的泰迪熊。
那一天，真好。那一年，真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早年涉足的恐怖小说领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前编辑达成了她的目标——缔造了一个恐怖小说“帝国”。她和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读者再怎么看恐怖小说都看不厌（因为读者似乎永远都不会厌倦斯蒂芬·金或者迪恩·孔茨的作品），于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恐怖小说。然而几年之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市场饱和了。读者先是觉得腻烦，继而开始产生戒备心理，因为他们发现充斥市场的几乎全是低质量的恐怖小说。
我看到，有一段时间，恐怖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几乎彻底消亡。一些连锁书店取消了“恐怖小说”分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恐怖小说作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行写别的类型小说去了。
后来，几位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重新定义了恐怖小说，这一门类才得以再获生机。
主约翰出版社的出版人赫布·叶林是我的朋友，应他的邀请，我曾在洛杉矶同他和他的老朋友们聚过一晚。他的老朋友有罗伯特·布洛赫（《惊魂记》作者）、喜剧演员兼广播明星斯坦·弗雷伯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热门喜剧专辑《美国》的作者兼演员），以及雷·布拉德伯里。几十年来，他们都保持着每个月抽一个晚上聚在一起闲聊的习惯。
那一晚令我终身难忘。
罗伯特·布洛赫警告我，一旦开聊，我就听不到他说话了。他是对的。（我爱罗伯特·布洛赫）整个晚上都是弗雷伯格和布拉德伯里在发言，他们那晚聊的话题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魔鬼般的导师。
对弗雷伯格来说，这个人是他的老板鲍勃·克拉姆佩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艾美奖最佳人偶剧得主《该比尼了》的编剧和人偶操纵者，而这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克拉姆佩特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甚至让他的编剧们去洛杉矶街头“朋友的车”中工作，而弗雷伯格和另一个编剧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他朋友的车。有一次，克拉姆佩特为他们安排了繁华街一座空房子里的“写作办公室”。尽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为了省钱，斯坦·弗雷伯格和同样收入微薄的写作搭档道斯·巴特勒只好搬去那里住。
然后，一天早晨，他们醒来之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正在被搬到同一条街上的新地点。
不过，弗雷伯格的终极导师/恶魔是百老汇经理戴维·梅里克。他同梅里克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让我忽而大笑、忽而痛哭。
然后，雷·布拉德伯里开始讲述他的终极导师/恶魔——约翰·休斯顿。
1953年，布拉德伯里还是一名年轻而无知的科幻作家，他正同好友雷·哈里豪森在长滩寻找恐龙方面的书，这时他接到消息，说休斯顿想见他。第二天，布拉德伯里前往休斯顿在洛杉矶入住的酒店，这位导演通告了布拉德伯里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已选定年轻的布拉德伯里将《大白鲸》改编为电影，但布拉德伯里之前从未有编剧经验。约翰·休斯顿坚持让布拉德伯里和他妻子去休斯顿在爱尔兰的宅邸中写作。
布拉德伯里向休斯顿先生坦白，他从没读完过那本书。“那你今晚回家就读吧，然后明天回来告诉我，你会帮我杀掉那头该死的白鲸。”约翰·休斯顿用独特的低沉嗓音说。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布拉德伯里的讲述常常被斯坦·弗雷伯格随意打断，要么是做补充，要么是大声质问。但那可以说是我听过的最有趣也最悲伤的故事，或许只有布雷伯格同戴维·梅里克之间的故事可与其相比。
布拉德伯里描述了自己在休斯顿的爱尔兰宅邸中的悲惨遭遇。休斯顿会在一群又一群来他家做客的名人面前取笑、嘲弄布拉德伯里，让这个无知的年轻作家大出洋相。那些名人有著名作家和导演，也有劳伦·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这样的明星。可是，每当休斯顿喝了酒，就会变得特别尖酸刻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与人分别的时候会送上祝福。”布拉德伯里说，“我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外向朋友们送上祝福的时候，休斯顿突然大发雷霆地大声责怪我：‘你以为你是谁！该死的教皇吗？少装圣人了！’”
在折磨达到巅峰的时候，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考虑过悄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天黑后到休斯顿宅邸的长车道尽头接走他们，乘下一趟返回美国的飞机回家。让《大白鲸》见鬼去吧。没有人受得了那种虐待。
不过，导师/魔鬼总是知道被自己折磨的人会何时崩溃，休斯顿也不例外。
洛杉矶那晚，我看见布拉德伯里将四十多年前那晚发生的一幕幕表演出来。尽管长桌边坐着许多名人，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却打算匆匆吃完晚餐，悄悄带着行李上出租车，逃离那个魔窟。但就在这时候——布拉德伯里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约翰·休斯顿的低沉嗓音——休斯顿让在座者都安静下来，宣布道：“今晚有不少才俊到场，但只有一位称得上天才。我现在就要向诸位介绍这个天才。这个年轻人写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关于一座灯塔、一只雾号角，还有一头恐龙。”
约翰·休斯顿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浓雾号角》完完整整地表演出来——一会儿是灯塔守护者，一会儿是吹响的雾号角，一会儿是吼叫的恐龙。最后，休斯顿让年轻的布拉德伯里站起身，接受桌边所有人的掌声致敬。
在这之后，雷·布拉德伯里和他的妻子玛吉（玛格丽特）起身上楼，打开行李箱，取消了出租车，退掉了回美国的机票。
就这样，这位导师／恶魔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长达八个月。
我也有自己的导师，只是他当时隐于幕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叫迪恩·孔茨的人是1986年世界奇幻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埃伦·达特洛是另一位）
孔茨看到了《迦梨之歌》的闪光之处，强烈建议其他评委认真阅读这本大部头，尽管一些评委很不情愿将这个知名奖项颁给第一次创作长篇的作家。
后来，《魔鬼在你身后》由黑暗丰收出版社出版了特殊限量版精装书。（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年轻投机者卖掉了母亲的保险，买了一千本精装书，相当于总印数的三分之一。在橙县的一个书店里，当他拖着一千本书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我直接把他和他的跟班赶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直等着这些书升值之后脱手牟利，却付不起仓储费，于是仓库老板将书没收，并以定价出售。我尽量回购了这些书。我扯远了）虽然黑暗丰收出版社的精装本《魔鬼在你身后》在市场上来去匆匆，迪恩·孔茨却说服了华纳图书将其出版成九百多页的小号字平装本。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之前全不知情，我甚至从未见过孔茨本人。
1990年，《魔鬼在你身后》的平装本出版。同一年，《海伯利安的陨落》由双日出版集团出版，我的长中篇《午夜的熵之床》由主约翰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碎石祷者》也出版了。（诚如我前面所说，我很忙碌）
在我未曾谋面、也未曾与之交谈过的这位畅销书作家的鼎力帮助下，读者终于可以在书店找到并阅读全本的《魔鬼在你身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何时姊妹再相逢，
雷电轰轰雨蒙蒙？
且等烽烟静四陲，
败军高奏凯歌回。
半山夕照尚含辉。
读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喜欢《魔鬼在你身后》二十周年纪念版。祝你们能在生活中避开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他们会像猫玩毛线球一样耍弄你们。最后，读者朋友，我祝你们能战胜生活中不得不遭遇的那些恶魔……也祝你们能遇到一位给你们不断带来惊喜的导师。
丹·西蒙斯
2009年7月，于科罗拉多
不，我不会从绝望中寻找慰安，做腐朽的慰藉
不会解散（也许已松了的）人最后的缆绳
或者万分厌倦，喊一声“我不能再忍”……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