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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候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地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地觉悟，也无须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地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嫉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参考消息
大伴的威严
万历其实还是很怕这个“大伴”的，因为万历即位时年纪还小，冯保也和张居正一样，一直把万历当成小孩子看待，一见皇帝就有教育的习惯。更兼随侍皇帝的便利条件，常把万历的学习和日常起居情况汇报给太后。万历一直对这个“大伴”有畏惧心理，一听冯保到了，立刻大叫“快，大伴来了”，然后端端正正地规矩坐好。要是让大伴抓到了他贪玩的
一幕，告诉了李太后，万历甚至会被罚跪几个时辰之久。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儿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
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二、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三、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四、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万历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儿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地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有点儿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和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地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张居正的一生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为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候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地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地觉悟，也无须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地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嫉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参考消息
大伴的威严
万历其实还是很怕这个“大伴”的，因为万历即位时年纪还小，冯保也和张居正一样，一直把万历当成小孩子看待，一见皇帝就有教育的习惯。更兼随侍皇帝的便利条件，常把万历的学习和日常起居情况汇报给太后。万历一直对这个“大伴”有畏惧心理，一听冯保到了，立刻大叫“快，大伴来了”，然后端端正正地规矩坐好。要是让大伴抓到了他贪玩的
一幕，告诉了李太后，万历甚至会被罚跪几个时辰之久。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儿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
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二、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三、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四、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万历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儿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地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有点儿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和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地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张居正的一生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为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