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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捐客，投机取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古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 -->>
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捐客，投机取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古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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