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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