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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她的三个孩子也受到了间接感染。一家人历尽艰辛地活着，但终究没有办法挽留住每个人的生命。”
“原来这就是细菌战……”
杨朔铭仍然记得，自己从那个美丽而且和自己一样富于正义感的姑娘那里得知这些后，内心里莫名的震撼。
“是啊，从那以后，我没事儿就到那里所在部队的驻地和附近的村子里去转悠，和村民们聊天，打听当年的情况。”
“一天，我还碰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聊着聊着，大爷拉起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留下的一大块黑黑的疤痕，说：‘日本人当时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的细菌。你看我这腿，就是日本人撤退后不久烂的。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脸的人可多了，很多人当时就烂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早两年在我们村子随处可见烂腿的老人，但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过不了多久，在这人世上，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我有两个遗憾——我想知道我中的毒到底是日本鬼子撒的什么细菌？我还想向日本人讨个公道呢！要不然死不瞑目呀……’听了老人的话，我很是心酸，突然又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些幸存老人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
“这种细菌到底是什么？怎么会一辈子都好不了？我带着这个疑问，开始进行了调查。”
“我的好多朋友知道后，也加入了进来，而且后来伴随着调查的深入，当年侵华日军制造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的秘密就这样被我们给揭开了。怎么样？厉害吧？”
“为了能在受害者离世之前见到他们，在不掌握确切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背着器材，喘着粗气，跑、跑、跑……”
“要把一件日本法西斯战犯们在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制造的历史迷案，在60年后找到证据并揭穿，这当中的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大家都没有气馁，为了寻找科学依据，我把患者的症状和发病经过，与当年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了比较，并向国内所有能联系上的细菌学专家请教。在苏联出版的细菌武器指控案《审判材料》中，记录有日军高桥隆笃中将等人的供词，他们承认日军当年制造和使用了最厉害的炭疽、鼻疽细菌武器；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中将对浙赣线细菌战评价为‘收到颇大的效果’。许多地方的档案资料和侵华日军731部队俘虏的口供也都证实，日军731、1644等细菌部队，当时确实大量生产了炭疽菌，并在1942年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实施了炭疽攻击，江山市的档案还把烂腿病作为战时损伤统计。这些烂腿老人的发病时间、地点、年龄及发病状况，与炭疽、鼻疽的感染症状完全吻合，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些烂腿老人，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幸存者。”
“2000年5月，我背上大得可以装下一个BABY、重达50斤的摄影包和三脚架等摄影器材，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开始了我的‘长征’。”
“时间一直是我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一年年初，我因为工作需要而调往杭州。工作岗位任务很重，我必须在完成份内工作的情况下，全部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搞调查。这四年，为了跟时间赛跑，我一直在赶，赶节假日的时间，赶双休日的时间，赶在大都在70岁以上的受害幸存者们去世之前能够见到他们……”
“我在浙赣铁路沿线累计数万公里的乡村路上，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偶儿也租过200块钱一天的‘的士’；而更多时候，还是喘着粗气，背着器材，跑、跑、跑。尽管如此，我每次调查到一个村庄，老人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小姑娘，你来得太晚了，他们都死了。你要早几年来就好了，那时村里烂腿的到处都是。听到这些话，我总是会忍不住掉下泪来……”
“2001年国庆长假七天，对我来说真是个‘黄金周’。那一年我们刚认识，知道我为什么没过来陪你吧？10月1日早晨4点半的时候，我就骑着向朋友借来的摩托车出发了。到达金华地区的后溪河村，沿路向村民们作调查。天气很热，刚到中午，随身背的五瓶矿泉水就被我喝光了。我感到头晕，想吐，四肢无力，意识到可能是中暑了，连忙大剂量地吃了自备的人丹和十滴水。七天下来，虽然晒脱了皮，车碰坏了，腿摔伤了，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七天中一共调查采访到10名受害幸存者。”
“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在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攻击的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包括杭州、金华、丽水、衢州、上饶等地的20多个县市的800多个乡镇村，寻访、调查了200多名受害幸存者，拍摄了数千张底片，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论证。”
“一回想走村串户调查寻访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
“我记得，那是2004年2月24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衢州市龙游县湖镇一个老奶奶的儿媳妇打来的。她说，她婆婆快不行了，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2月28日那天的早晨，杭州正下着淅沥小雨。在路途中，看着车窗外的小雨，我感到这小雨好象就是老人流下的眼泪，又好象是老人的创口在流血。这是我第3次到这位老人家。老奶奶躺在床上，已经神志不清，瘦得窝成了一团，看上去有点怕人。我把脸凑近。有人对老奶奶说:‘看，谁来了？’老奶奶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动了动腿部还缚着一大块纱布的炭疽创口。我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老人满含仇恨的眼神，同时又充满期待，好象在期待我能为她讨回公道。我和老人对视着，我用眼神告诉老人，您放心地去吧，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你们讨回迟来的公道。老人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吃力地动了一下脑袋和烂腿，安详地昏睡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用同样的方式和心情送走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还有很多。他们都拖着溃烂的腿，痛苦地熬过了60多个春秋，他们在弥留之际那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我心底，激励着我揭开真相！”
“为了让我所调查的惊天秘密被更多人知道，光凭我一个业余调查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让此事成为铁证、史实，就必须得到国内一些专家的论证。我费了许多周折，找了许多专家，但让人生气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不相信一些90后年轻人的努力。”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我把我收集到的资料给他们看，其中，一位中年女士说，我专门去调查过这些烂脚的老人，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南方的‘烂脚病’。我当时问她：‘您去过浙江、江西调查吗？’她回答说没去过，说她调查的地方是海南。我马上对她说：‘浙江、海南都属南方，但海南与浙江距离1000公里以上，而且海南是亚热带地区，气候条件完全不一样，怎么能统称是南方的烂脚病呢？’她听我就么说，就不言语了。”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后来一些专家终于郑重地对外界宣称，以前‘中国炭疽幸存者已不存在’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应该更正。他们也说，在浙赣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幸存者是确实存在的，还有部分人是鼻疽受害幸存者。”
菌，她的三个孩子也受到了间接感染。一家人历尽艰辛地活着，但终究没有办法挽留住每个人的生命。”
“原来这就是细菌战……”
杨朔铭仍然记得，自己从那个美丽而且和自己一样富于正义感的姑娘那里得知这些后，内心里莫名的震撼。
“是啊，从那以后，我没事儿就到那里所在部队的驻地和附近的村子里去转悠，和村民们聊天，打听当年的情况。”
“一天，我还碰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聊着聊着，大爷拉起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留下的一大块黑黑的疤痕，说：‘日本人当时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的细菌。你看我这腿，就是日本人撤退后不久烂的。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脸的人可多了，很多人当时就烂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早两年在我们村子随处可见烂腿的老人，但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过不了多久，在这人世上，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我有两个遗憾——我想知道我中的毒到底是日本鬼子撒的什么细菌？我还想向日本人讨个公道呢！要不然死不瞑目呀……’听了老人的话，我很是心酸，突然又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些幸存老人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不能让这段历史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
“这种细菌到底是什么？怎么会一辈子都好不了？我带着这个疑问，开始进行了调查。”
“我的好多朋友知道后，也加入了进来，而且后来伴随着调查的深入，当年侵华日军制造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的秘密就这样被我们给揭开了。怎么样？厉害吧？”
“为了能在受害者离世之前见到他们，在不掌握确切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背着器材，喘着粗气，跑、跑、跑……”
“要把一件日本法西斯战犯们在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制造的历史迷案，在60年后找到证据并揭穿，这当中的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大家都没有气馁，为了寻找科学依据，我把患者的症状和发病经过，与当年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武器的致病机理进行了比较，并向国内所有能联系上的细菌学专家请教。在苏联出版的细菌武器指控案《审判材料》中，记录有日军高桥隆笃中将等人的供词，他们承认日军当年制造和使用了最厉害的炭疽、鼻疽细菌武器；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中将对浙赣线细菌战评价为‘收到颇大的效果’。许多地方的档案资料和侵华日军731部队俘虏的口供也都证实，日军731、1644等细菌部队，当时确实大量生产了炭疽菌，并在1942年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实施了炭疽攻击，江山市的档案还把烂腿病作为战时损伤统计。这些烂腿老人的发病时间、地点、年龄及发病状况，与炭疽、鼻疽的感染症状完全吻合，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些烂腿老人，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幸存者。”
“2000年5月，我背上大得可以装下一个BABY、重达50斤的摄影包和三脚架等摄影器材，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开始了我的‘长征’。”
“时间一直是我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一年年初，我因为工作需要而调往杭州。工作岗位任务很重，我必须在完成份内工作的情况下，全部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搞调查。这四年，为了跟时间赛跑，我一直在赶，赶节假日的时间，赶双休日的时间，赶在大都在70岁以上的受害幸存者们去世之前能够见到他们……”
“我在浙赣铁路沿线累计数万公里的乡村路上，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偶儿也租过200块钱一天的‘的士’；而更多时候，还是喘着粗气，背着器材，跑、跑、跑。尽管如此，我每次调查到一个村庄，老人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小姑娘，你来得太晚了，他们都死了。你要早几年来就好了，那时村里烂腿的到处都是。听到这些话，我总是会忍不住掉下泪来……”
“2001年国庆长假七天，对我来说真是个‘黄金周’。那一年我们刚认识，知道我为什么没过来陪你吧？10月1日早晨4点半的时候，我就骑着向朋友借来的摩托车出发了。到达金华地区的后溪河村，沿路向村民们作调查。天气很热，刚到中午，随身背的五瓶矿泉水就被我喝光了。我感到头晕，想吐，四肢无力，意识到可能是中暑了，连忙大剂量地吃了自备的人丹和十滴水。七天下来，虽然晒脱了皮，车碰坏了，腿摔伤了，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七天中一共调查采访到10名受害幸存者。”
“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在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攻击的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包括杭州、金华、丽水、衢州、上饶等地的20多个县市的800多个乡镇村，寻访、调查了200多名受害幸存者，拍摄了数千张底片，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论证。”
“一回想走村串户调查寻访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
“我记得，那是2004年2月24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衢州市龙游县湖镇一个老奶奶的儿媳妇打来的。她说，她婆婆快不行了，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2月28日那天的早晨，杭州正下着淅沥小雨。在路途中，看着车窗外的小雨，我感到这小雨好象就是老人流下的眼泪，又好象是老人的创口在流血。这是我第3次到这位老人家。老奶奶躺在床上，已经神志不清，瘦得窝成了一团，看上去有点怕人。我把脸凑近。有人对老奶奶说:‘看，谁来了？’老奶奶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动了动腿部还缚着一大块纱布的炭疽创口。我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老人满含仇恨的眼神，同时又充满期待，好象在期待我能为她讨回公道。我和老人对视着，我用眼神告诉老人，您放心地去吧，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你们讨回迟来的公道。老人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吃力地动了一下脑袋和烂腿，安详地昏睡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用同样的方式和心情送走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还有很多。他们都拖着溃烂的腿，痛苦地熬过了60多个春秋，他们在弥留之际那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我心底，激励着我揭开真相！”
“为了让我所调查的惊天秘密被更多人知道，光凭我一个业余调查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让此事成为铁证、史实，就必须得到国内一些专家的论证。我费了许多周折，找了许多专家，但让人生气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不相信一些90后年轻人的努力。”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我把我收集到的资料给他们看，其中，一位中年女士说，我专门去调查过这些烂脚的老人，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南方的‘烂脚病’。我当时问她：‘您去过浙江、江西调查吗？’她回答说没去过，说她调查的地方是海南。我马上对她说：‘浙江、海南都属南方，但海南与浙江距离1000公里以上，而且海南是亚热带地区，气候条件完全不一样，怎么能统称是南方的烂脚病呢？’她听我就么说，就不言语了。”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后来一些专家终于郑重地对外界宣称，以前‘中国炭疽幸存者已不存在’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应该更正。他们也说，在浙赣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幸存者是确实存在的，还有部分人是鼻疽受害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