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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
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说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
此时此刻，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不由得暗暗点头。
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了屋内，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们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让你们在‘忽悠’当中灭亡吧！”
“九?二八”惨案发生后，各地声讨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象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即在10月2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激于意气，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7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也愤慨的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陈渊泉在《群众领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点出，“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著名学者陈源在《现代评论》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学生遇见些‘好人’，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谎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
“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但在惨案发生时，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当场打死队兵三人，卫队受惊，遂不顾禁令，重新装弹开枪，我想要问一句，这至关重要的三枪，到底是谁打的？在此关键时刻，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儿童有之，市民有之，独不见彼群众领袖有丝毫受损者，此乃巧合呼？呜呼！督办府门前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
而当那篇名为《血写的谎言》的文章在中国各地报刊上转载之后，立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俄政府对外输出革命的间谍行为，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由苏俄背后策划的恶性流血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美国《纽约时报》称惨案发生的这一天为“中国成立共和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在对死难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谴责苏俄政府在中国制造骚乱。此时此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理性和社会良知，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学者纷纷撰文谴责苏俄政府，《醒狮》、《求真》、《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也纷纷加入谴责苏俄政府在远东阴谋策划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了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的幕后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
北京，天桥。
一身便装的段祺瑞在儿子段宏业的陪同下，正坐在一个小摊前，一边喝着豆汁，吃着炸果，一边听着食客们的议论。
此时的段祺瑞，身穿长袍，手拄拐杖，头发也有些花白了，尽管他今年还不到六十岁，但已经现出了老态。
因为“九?二八”惨案的关系，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将边防督办府的事务全部交由徐树铮处理，而自己则开始茹素向佛，以示忏悔。
“学生们动不动就喊‘中国要亡了’，其实照我看，咱们现在比起民国四年打日本人那会儿，情况要好得多。”不远处坐着的一位老人说道。
“当然了，咱们中国现在可是协约国六大战胜国之一，听说这一次德国人得给咱们赔兵费呢。哪来的亡国之虞，真是！”
“可怜这些学生们，爱国心是好的，可惜受人利用，死的不明不白。”
“怎么不明不白？在俄国红毛子的眼里，死的是很明白的，他们知道，要想在咱们中国闹出点事来，不整几个死人是不行的。”
“是啊！在咱们中国，最大的事，莫过于死人了。从来在民间生事闹事，最狠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把大钱，根本甭想了结！前清那会儿，衙门里的书吏衙役，想要害哪个没权没势的富户，只要把一具无主的死尸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给破了！道理其实都是一个样儿的。”
“对，所谓的‘人命关天’，其实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府，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那是根本弄不起来的。”
“而且在咱们中国，只要事闹大了，持续的时间够长，就不愁没有死人的事出来，而且不一定非得和眼前的这事儿有联系，但凡只要在这个当口儿死的，都可以拿来说事。还记得前清时候四川那边‘保铁路’的事儿不？我记得是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那会儿的时候自尽了，当时就被拿来，当成为护路而死的了，闹腾了好一阵子呢。其实和铁路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还说呢，前一阵子赵家楼打人纵火那事，不是传说有个姓郭的学生被曹家人打死了吗？当时整天给他开追悼会，闹腾得不行，结果呢？其实他自己本是个痨病鬼，已经病入膏肓，自己病死的。”
听了这句话，周围的食客们纷纷笑了起来。
“现在的俄国红毛子，比以前的白毛子还要坏，他们看准了这一点，派出奸细上咱们这边儿来捣乱，就是为了转移老百姓的眼珠子，他们好趁机下手，拿下满蒙的万里河山。”
“这红毛子和白毛子不一样，他们是玩阴的，特意在咱们中国宣扬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就是想挑拨离间。俗话说的好，‘家里不和外人欺’，那些学生看起来一个个都象个有学问的样子，可为什么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呢？”
“年青后生还是单纯，而且读了些外国书，对红毛子的那一套就容易听进去，所以才会这样，他们的心还是好的。只是让红毛子和那些汉奸给愚弄了。”
“唉，守着毛子和倭寇这两个倒霉邻居，咱们中国的日子，别想好过了。”
听了这些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的谈论，段祺瑞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将碗里的豆汁一口喝光，站起身来。
段宏业将几枚铜元放在了桌子上，扶着父亲站了起来。
父子俩并肩朝前走着，段宏业注意到，父亲的精神似乎比刚出来的时候，要好上许多。
“看样子他杨瀚之是对的。”段祺瑞自言自语的轻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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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
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说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
此时此刻，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不由得暗暗点头。
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了屋内，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们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让你们在‘忽悠’当中灭亡吧！”
“九?二八”惨案发生后，各地声讨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象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即在10月2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激于意气，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7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也愤慨的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陈渊泉在《群众领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点出，“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著名学者陈源在《现代评论》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学生遇见些‘好人’，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谎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
“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但在惨案发生时，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当场打死队兵三人，卫队受惊，遂不顾禁令，重新装弹开枪，我想要问一句，这至关重要的三枪，到底是谁打的？在此关键时刻，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儿童有之，市民有之，独不见彼群众领袖有丝毫受损者，此乃巧合呼？呜呼！督办府门前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
而当那篇名为《血写的谎言》的文章在中国各地报刊上转载之后，立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英法美等国纷纷谴责苏俄政府对外输出革命的间谍行为，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由苏俄背后策划的恶性流血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美国《纽约时报》称惨案发生的这一天为“中国成立共和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在对死难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谴责苏俄政府在中国制造骚乱。此时此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理性和社会良知，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学者纷纷撰文谴责苏俄政府，《醒狮》、《求真》、《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也纷纷加入谴责苏俄政府在远东阴谋策划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了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的幕后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
北京，天桥。
一身便装的段祺瑞在儿子段宏业的陪同下，正坐在一个小摊前，一边喝着豆汁，吃着炸果，一边听着食客们的议论。
此时的段祺瑞，身穿长袍，手拄拐杖，头发也有些花白了，尽管他今年还不到六十岁，但已经现出了老态。
因为“九?二八”惨案的关系，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将边防督办府的事务全部交由徐树铮处理，而自己则开始茹素向佛，以示忏悔。
“学生们动不动就喊‘中国要亡了’，其实照我看，咱们现在比起民国四年打日本人那会儿，情况要好得多。”不远处坐着的一位老人说道。
“当然了，咱们中国现在可是协约国六大战胜国之一，听说这一次德国人得给咱们赔兵费呢。哪来的亡国之虞，真是！”
“可怜这些学生们，爱国心是好的，可惜受人利用，死的不明不白。”
“怎么不明不白？在俄国红毛子的眼里，死的是很明白的，他们知道，要想在咱们中国闹出点事来，不整几个死人是不行的。”
“是啊！在咱们中国，最大的事，莫过于死人了。从来在民间生事闹事，最狠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把大钱，根本甭想了结！前清那会儿，衙门里的书吏衙役，想要害哪个没权没势的富户，只要把一具无主的死尸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给破了！道理其实都是一个样儿的。”
“对，所谓的‘人命关天’，其实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府，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那是根本弄不起来的。”
“而且在咱们中国，只要事闹大了，持续的时间够长，就不愁没有死人的事出来，而且不一定非得和眼前的这事儿有联系，但凡只要在这个当口儿死的，都可以拿来说事。还记得前清时候四川那边‘保铁路’的事儿不？我记得是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那会儿的时候自尽了，当时就被拿来，当成为护路而死的了，闹腾了好一阵子呢。其实和铁路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还说呢，前一阵子赵家楼打人纵火那事，不是传说有个姓郭的学生被曹家人打死了吗？当时整天给他开追悼会，闹腾得不行，结果呢？其实他自己本是个痨病鬼，已经病入膏肓，自己病死的。”
听了这句话，周围的食客们纷纷笑了起来。
“现在的俄国红毛子，比以前的白毛子还要坏，他们看准了这一点，派出奸细上咱们这边儿来捣乱，就是为了转移老百姓的眼珠子，他们好趁机下手，拿下满蒙的万里河山。”
“这红毛子和白毛子不一样，他们是玩阴的，特意在咱们中国宣扬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就是想挑拨离间。俗话说的好，‘家里不和外人欺’，那些学生看起来一个个都象个有学问的样子，可为什么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呢？”
“年青后生还是单纯，而且读了些外国书，对红毛子的那一套就容易听进去，所以才会这样，他们的心还是好的。只是让红毛子和那些汉奸给愚弄了。”
“唉，守着毛子和倭寇这两个倒霉邻居，咱们中国的日子，别想好过了。”
听了这些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的谈论，段祺瑞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将碗里的豆汁一口喝光，站起身来。
段宏业将几枚铜元放在了桌子上，扶着父亲站了起来。
父子俩并肩朝前走着，段宏业注意到，父亲的精神似乎比刚出来的时候，要好上许多。
“看样子他杨瀚之是对的。”段祺瑞自言自语的轻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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