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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 -->>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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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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