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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兄弟虽然日子舒坦，但也缺了这样一份历练。”一个知青说，话语中流露真情。
“从来福祸相依，我们既然已经来了这里，抱怨后悔也是无济于事。咱们一腔热血，又是青年气壮，何苦做出那一番可笑脸孔。我听闻隔壁知青又哭又闹，仿佛地痞泼妇，实在不应该，难道学了那么久的书，就只学会了抱怨不休？别的不说，咱们做的播种机，若是在城里，咱们有机会做么？什么样的坏事，咱们努力，就能转为好事。”
“你们都有人牵挂，我却是被放逐的，家中五六个兄弟，个个招人喜欢，所以最后我来了两年，家里就仿佛全然不记得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头。要说不怨，未免太过清高，要说怨恨，也是太过苦恨，总还有一丝不甘。幸而遇到诸位兄弟姐妹，虽然没有血缘之情，却有同胞之爱。有大家关怀，我是再没有可抱怨的。农村怎么样？照样能成就事业。”
“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何况村里的大队长等人都好，工作虽然辛苦，日子哪怕艰难，也不至于忍饥受冻。还有一群挚友，可以分享哀乐，有书一起看，有好吃的一起吃。以往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看轻了，觉得来了这里就只能种地，却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用处，所以日子难过。如今我想了，我们学了那么多年，难道只能沉默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同志们，别忘了，咱们可是过来农村‘大有作为’的，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压倒？”
“书恒同志说的是，别的不说，咱们有几位做机械的，完全可以继续开发减轻农民负担的小机器。还有咱们成绩好的，我们就去办学校。上头要是不批准，咱们自己办，下了工还有时间，拿出来教孩子读书，不比枯等好？明天我们就去找大队长，去找公社的社长。”
大家一时间被说得热血沸腾，纷纷叫好。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争取来的，播种机的成功，就像是一个小火苗，把知青们的热情重新点燃了。
他们还年轻，年轻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改变。
老知青们果然就向大队长提出申请，要办一个小学，他们知青里多的是读书人，至少也是个初中毕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不怕上课的人多，就怕人不学。
大队长找公社反应，公社那边含含糊糊，不说能，也不说不能。社长被大队长堵了几次，最后给了提示，村里自己办小学这事儿没有先例，要想成，就跟公社办工厂一样，你办好了，村民都按了指印说要办，上头的领导不行也得行。
就像是前些日子，那个某国营工厂的厂长，按着卖出去的商品的利润给员工发福利，卖得多发得多，员工就拼命干活，一年涨了两倍的产出，但后来被人告发，厂长差点坐牢去了，员工就闹了，最后那厂长不还是不痛不痒什么事都没有？
z省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基层领导都是本地出来的，想要保住地位就要得到本地人的支持，所以做事情不能只考虑上头的意见，还得考虑底下民众的意见。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样现象，民不举，官不究，公社工厂和自由市场如雨后春笋一样，也像是野草一样，烧不尽杀不完。
公社工厂就不说了，正规的，根据‘人民公社条例’上看，合情合理合法，别的不说，村里还有个‘笋干加工厂’在村里杵着呢，一年能给村民带来十多块的利益。
曾经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的‘自由交易市场’，也就是‘黑市’，在这边一向是半公开的存在，乡下的老太太拿着鸡蛋去换火柴针线，城里的老太太拿着钱去换鸡蛋，哪怕是街上的巡逻队都当自己眼瞎看不到。
一般风声紧的时候，‘自由市场’关闭几日，等人一走，自由市场的大门就又开了。
公社领导这么说，村里几个小领导一商量，“那咱们自己办，就拿以前老仓库做教室，现成的老师，干嘛不学？不学就是吃亏，傻子才不学。咱们都有孩子，自己做睁眼瞎还不够，孩子还做睁眼瞎？别的不求，回头我家小子要能像知青们一样搞出一个播种机，我就是做梦我都能笑出来。”
队长等人一办就办个大的，他们不但要办小学，还要办一个扫盲班，让村里的年轻夫妇也来上学。他们有决心，也有远见，虽然具体不知道，模模糊糊的还是有这样的感觉：以后读书人还是要出头的。
至于老师，就让村里的知青担任，小学要上一天，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算十个工分。扫盲班下工后上课，就上两个小时，算三个工分，等于一个壮劳力小半天的工分。
村里这样大方，知青们也不含糊，他们自己内部选了两个比较瘦弱的知青，作为小学老师。本来是选了两个女同志，谁知一个女同志说自己还成，把这个名额让给了眼镜兄弟，不为别的，这哥们的身体是真不好，文才和体质呈反比，男版林黛玉，大家都挺怕他什么时候就倒了。
眼镜同志感动得眼睛都红了，要拒绝，被大家摁下了。
把名单写上去，他们一看，也行，都是高中生，就让他两个做老师。其他知青呢，就轮流教扫盲班，一个月能额外多不少工分呢。
小学匆匆忙忙办好了，队里给钱买了黑板和粉笔，别的桌椅什么的就用木头做现成的。
小眼镜上了几日班，一份某小说月刊寄到村里，原来上头登了小眼镜写的‘那一碗火腿冬瓜汤’。他文才极好，原是生活中最平淡的事情，在他笔下，却是有滋有味回味无穷。
小眼镜用火腿比喻他们这样的知青，用冬瓜比喻农村，原都是平常食物，一个太咸太苦，一个寡淡无味，但两者一旦产生冲撞交融，却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就像那一碗火腿冬瓜汤。
随同月刊寄来的，还有八块钱的稿费，钱不多，但因为是写文字赚的，就显得十分难得了。
村民之前还没有概念，一听短短几千字就能换来钱，几块钱，都觉不可思议。他们迅速的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等式，知识等于钱。一下子，本来很多宁愿把孩子放养的家庭都把家里的孩子送了过来，多是男孩，也有少数女孩。
知青们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大多不是重男轻女的人，哪怕有，明面上也是一视同仁，他们就和村里人说，若是舍不得一个孩子一块钱的学费，那就让女孩子晚上来上扫盲班，反正不要钱，也不占劳改时间，是吧？
于是扫盲班就多了不少女孩子。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意识到这件事对她们的好处，但是稍微有点感觉的，一个个十分认真，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
“等这些孩子走出来，都考上学校，那才叫一碗文火慢炖的好汤呢。”老知青拿着笔在纸上涂涂改改，想着明天教那些大人什么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瞧着上次昭明同志用故事的形式就挺好，寓教于乐。很多人跑过来都不为认字，就为听故事呢。”
“小花妹子那也不错，还编了个认字口诀。”
大家讨论着明天晚上的教学内容，其乐融融。
家中兄弟虽然日子舒坦，但也缺了这样一份历练。”一个知青说，话语中流露真情。
“从来福祸相依，我们既然已经来了这里，抱怨后悔也是无济于事。咱们一腔热血，又是青年气壮，何苦做出那一番可笑脸孔。我听闻隔壁知青又哭又闹，仿佛地痞泼妇，实在不应该，难道学了那么久的书，就只学会了抱怨不休？别的不说，咱们做的播种机，若是在城里，咱们有机会做么？什么样的坏事，咱们努力，就能转为好事。”
“你们都有人牵挂，我却是被放逐的，家中五六个兄弟，个个招人喜欢，所以最后我来了两年，家里就仿佛全然不记得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头。要说不怨，未免太过清高，要说怨恨，也是太过苦恨，总还有一丝不甘。幸而遇到诸位兄弟姐妹，虽然没有血缘之情，却有同胞之爱。有大家关怀，我是再没有可抱怨的。农村怎么样？照样能成就事业。”
“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何况村里的大队长等人都好，工作虽然辛苦，日子哪怕艰难，也不至于忍饥受冻。还有一群挚友，可以分享哀乐，有书一起看，有好吃的一起吃。以往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看轻了，觉得来了这里就只能种地，却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用处，所以日子难过。如今我想了，我们学了那么多年，难道只能沉默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同志们，别忘了，咱们可是过来农村‘大有作为’的，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压倒？”
“书恒同志说的是，别的不说，咱们有几位做机械的，完全可以继续开发减轻农民负担的小机器。还有咱们成绩好的，我们就去办学校。上头要是不批准，咱们自己办，下了工还有时间，拿出来教孩子读书，不比枯等好？明天我们就去找大队长，去找公社的社长。”
大家一时间被说得热血沸腾，纷纷叫好。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争取来的，播种机的成功，就像是一个小火苗，把知青们的热情重新点燃了。
他们还年轻，年轻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改变。
老知青们果然就向大队长提出申请，要办一个小学，他们知青里多的是读书人，至少也是个初中毕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不怕上课的人多，就怕人不学。
大队长找公社反应，公社那边含含糊糊，不说能，也不说不能。社长被大队长堵了几次，最后给了提示，村里自己办小学这事儿没有先例，要想成，就跟公社办工厂一样，你办好了，村民都按了指印说要办，上头的领导不行也得行。
就像是前些日子，那个某国营工厂的厂长，按着卖出去的商品的利润给员工发福利，卖得多发得多，员工就拼命干活，一年涨了两倍的产出，但后来被人告发，厂长差点坐牢去了，员工就闹了，最后那厂长不还是不痛不痒什么事都没有？
z省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基层领导都是本地出来的，想要保住地位就要得到本地人的支持，所以做事情不能只考虑上头的意见，还得考虑底下民众的意见。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样现象，民不举，官不究，公社工厂和自由市场如雨后春笋一样，也像是野草一样，烧不尽杀不完。
公社工厂就不说了，正规的，根据‘人民公社条例’上看，合情合理合法，别的不说，村里还有个‘笋干加工厂’在村里杵着呢，一年能给村民带来十多块的利益。
曾经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的‘自由交易市场’，也就是‘黑市’，在这边一向是半公开的存在，乡下的老太太拿着鸡蛋去换火柴针线，城里的老太太拿着钱去换鸡蛋，哪怕是街上的巡逻队都当自己眼瞎看不到。
一般风声紧的时候，‘自由市场’关闭几日，等人一走，自由市场的大门就又开了。
公社领导这么说，村里几个小领导一商量，“那咱们自己办，就拿以前老仓库做教室，现成的老师，干嘛不学？不学就是吃亏，傻子才不学。咱们都有孩子，自己做睁眼瞎还不够，孩子还做睁眼瞎？别的不求，回头我家小子要能像知青们一样搞出一个播种机，我就是做梦我都能笑出来。”
队长等人一办就办个大的，他们不但要办小学，还要办一个扫盲班，让村里的年轻夫妇也来上学。他们有决心，也有远见，虽然具体不知道，模模糊糊的还是有这样的感觉：以后读书人还是要出头的。
至于老师，就让村里的知青担任，小学要上一天，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算十个工分。扫盲班下工后上课，就上两个小时，算三个工分，等于一个壮劳力小半天的工分。
村里这样大方，知青们也不含糊，他们自己内部选了两个比较瘦弱的知青，作为小学老师。本来是选了两个女同志，谁知一个女同志说自己还成，把这个名额让给了眼镜兄弟，不为别的，这哥们的身体是真不好，文才和体质呈反比，男版林黛玉，大家都挺怕他什么时候就倒了。
眼镜同志感动得眼睛都红了，要拒绝，被大家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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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镜用火腿比喻他们这样的知青，用冬瓜比喻农村，原都是平常食物，一个太咸太苦，一个寡淡无味，但两者一旦产生冲撞交融，却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就像那一碗火腿冬瓜汤。
随同月刊寄来的，还有八块钱的稿费，钱不多，但因为是写文字赚的，就显得十分难得了。
村民之前还没有概念，一听短短几千字就能换来钱，几块钱，都觉不可思议。他们迅速的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等式，知识等于钱。一下子，本来很多宁愿把孩子放养的家庭都把家里的孩子送了过来，多是男孩，也有少数女孩。
知青们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大多不是重男轻女的人，哪怕有，明面上也是一视同仁，他们就和村里人说，若是舍不得一个孩子一块钱的学费，那就让女孩子晚上来上扫盲班，反正不要钱，也不占劳改时间，是吧？
于是扫盲班就多了不少女孩子。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意识到这件事对她们的好处，但是稍微有点感觉的，一个个十分认真，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
“等这些孩子走出来，都考上学校，那才叫一碗文火慢炖的好汤呢。”老知青拿着笔在纸上涂涂改改，想着明天教那些大人什么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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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妹子那也不错，还编了个认字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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