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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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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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