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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但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 -->>
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但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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