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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询问了家属，说是每天最少要两包烟。”吕文斌停顿了一下，道：“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患者有戒烟意向吗？”凌然问。如果不能戒烟的话，断指再植是没有必要做的，术后只要一支烟，接好的手指就要发黑坏死。
断指再植最重要的就是血运，血运全靠细小的血管来支撑，而细小的血管最容易产生血栓。为此，断指再植前期恢复的时候，还要不断的割破皮肤以使用肝素，来抵抗血凝。尼古丁则是反向作用，香烟中的剂量还超大，其导致的血管痉挛，会轻易的造成血栓，到时候不管是再截肢还是一点点的剪除坏死部分，都会造成二次损伤，既没有意义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病人也要多受罪，不如截肢。
吕文斌撇撇嘴，道：“告诉他们不戒烟就只能截肢，那肯定是选戒烟了，但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15年的吸烟史，哪里有那么好戒掉的。”
马砚麟是从手外科轮转过来的，却道：“我倒是听说过有病人，干净利落的说死都要吸烟的。”
吕文斌讶然：“结果呢？”
马砚麟瞥他一眼，道：“结果肯定是病人意愿最大啊，人家要吸烟，你强行给做断肢再植，过后再给切掉，那不等于是骗医疗费吗？主任和病人、病人家属反复确认以后，就给截肢了。”
“那倒简单。”吕文斌呵呵一笑：“做一根断肢再植弄不好要三四个小时，恢复时间要半年，一根烟就给毁了，提前做了决定也好。”
“是啊，病人要是能做好决定，我们也轻松。”马砚麟赞同的点头。显微外科是外科里最辛苦的了，手术时间超常，压力也大。一场长时间的手术结束之后，医生自然希望劳动有所得，不仅仅是个人收入，还希望能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
看着病人忍受不了诱惑，抱着侥幸心理点燃香烟，对于医生来说，可谓是摧残。
“凌医生，怎么办？”吕文斌看向凌然。
病人可以决定是断指再植还是截肢，医生同样可以做出合乎规范的决定。
很多外国医生如今都是拒绝给烟民做断指再植的，酗酒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会被拒绝。如今，国内也有相似的说法出现。省立的齐振海与陆军总院的刘院长，就为此争论过。
凌然沉吟不语。
说实话，他还真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凌医生，你要不要见见病人家属？”吕文斌询问。
对于这种可与不可的决定，许多医生都喜欢与病人或病人家属聊天以后再决定。霍从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军医，却是颇会看人。
凌然只是想了几秒钟，就毫不犹豫的摇头：“不用再见面了，病人家属决定要做断指再植吗？”
“是。”
“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签了。”
“你再核对一次其他文书，然后询问家属意见，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做断指再植的话，我们就做。”凌然的回答有点出乎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意料。
吕文斌不得不提醒凌然道：“病人说是想要戒烟，但烟瘾很难戒的，尤其是十几年的老烟鬼了，不比戒大烟容易。”
“我们也只能支持他现在的决定了。”凌然停顿了一下，看看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认为呢？”
两人仔细想想，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病人可能会戒烟，也可能不会，谁也猜不到最终的结果，也无从影响。
在民主的欧美国家，医生也许可以断然做出做与不做的决定，只要写上合乎规范的医疗意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医生却不一定在乎自己几个小时的劳动。
吕文斌原本以为凌然是个很在乎时间和效率的医生，却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
吕文斌暗自嘀咕着，又去找病人家属确认了一遍。
十分钟后，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一齐上阵，分别处理手术断面的污染物和坏死组织，并且修剪已损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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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询问了家属，说是每天最少要两包烟。”吕文斌停顿了一下，道：“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患者有戒烟意向吗？”凌然问。如果不能戒烟的话，断指再植是没有必要做的，术后只要一支烟，接好的手指就要发黑坏死。
断指再植最重要的就是血运，血运全靠细小的血管来支撑，而细小的血管最容易产生血栓。为此，断指再植前期恢复的时候，还要不断的割破皮肤以使用肝素，来抵抗血凝。尼古丁则是反向作用，香烟中的剂量还超大，其导致的血管痉挛，会轻易的造成血栓，到时候不管是再截肢还是一点点的剪除坏死部分，都会造成二次损伤，既没有意义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病人也要多受罪，不如截肢。
吕文斌撇撇嘴，道：“告诉他们不戒烟就只能截肢，那肯定是选戒烟了，但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15年的吸烟史，哪里有那么好戒掉的。”
马砚麟是从手外科轮转过来的，却道：“我倒是听说过有病人，干净利落的说死都要吸烟的。”
吕文斌讶然：“结果呢？”
马砚麟瞥他一眼，道：“结果肯定是病人意愿最大啊，人家要吸烟，你强行给做断肢再植，过后再给切掉，那不等于是骗医疗费吗？主任和病人、病人家属反复确认以后，就给截肢了。”
“那倒简单。”吕文斌呵呵一笑：“做一根断肢再植弄不好要三四个小时，恢复时间要半年，一根烟就给毁了，提前做了决定也好。”
“是啊，病人要是能做好决定，我们也轻松。”马砚麟赞同的点头。显微外科是外科里最辛苦的了，手术时间超常，压力也大。一场长时间的手术结束之后，医生自然希望劳动有所得，不仅仅是个人收入，还希望能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
看着病人忍受不了诱惑，抱着侥幸心理点燃香烟，对于医生来说，可谓是摧残。
“凌医生，怎么办？”吕文斌看向凌然。
病人可以决定是断指再植还是截肢，医生同样可以做出合乎规范的决定。
很多外国医生如今都是拒绝给烟民做断指再植的，酗酒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同样会被拒绝。如今，国内也有相似的说法出现。省立的齐振海与陆军总院的刘院长，就为此争论过。
凌然沉吟不语。
说实话，他还真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凌医生，你要不要见见病人家属？”吕文斌询问。
对于这种可与不可的决定，许多医生都喜欢与病人或病人家属聊天以后再决定。霍从军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个大大咧咧的老军医，却是颇会看人。
凌然只是想了几秒钟，就毫不犹豫的摇头：“不用再见面了，病人家属决定要做断指再植吗？”
“是。”
“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签了。”
“你再核对一次其他文书，然后询问家属意见，如果他们还是决定做断指再植的话，我们就做。”凌然的回答有点出乎吕文斌和马砚麟的意料。
吕文斌不得不提醒凌然道：“病人说是想要戒烟，但烟瘾很难戒的，尤其是十几年的老烟鬼了，不比戒大烟容易。”
“我们也只能支持他现在的决定了。”凌然停顿了一下，看看吕文斌和马砚麟，道：“你们认为呢？”
两人仔细想想，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病人可能会戒烟，也可能不会，谁也猜不到最终的结果，也无从影响。
在民主的欧美国家，医生也许可以断然做出做与不做的决定，只要写上合乎规范的医疗意见，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医生却不一定在乎自己几个小时的劳动。
吕文斌原本以为凌然是个很在乎时间和效率的医生，却发现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
吕文斌暗自嘀咕着，又去找病人家属确认了一遍。
十分钟后，凌然、吕文斌和马砚麟一齐上阵，分别处理手术断面的污染物和坏死组织，并且修剪已损伤的部分。